标签: 晚清
这张广为人知的照片中，身穿长衫马褂悠然躺坐的是晚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却极少有人注
这张广为人知的照片中，身穿长衫马褂悠然躺坐的是晚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却极少有人注意到他身旁这位西装革履、英气挺拔的男子。他就是康有为的广东老乡，中国近代林业科学的先驱凌道扬。凌道扬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赫赫有名的“蓝血凌家”。凌家是岭南地区绵延百年的书香门第，素来以诗书传家，名人辈出，在当地素有“蓝血凌家”的美誉，如同欧洲贵族般传承着优良的家族学风，这样的家族底蕴也滋养了凌道扬开阔的眼界与报国的志向。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民生凋敝。青年时代的凌道扬早早意识到林业建设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毅然远赴重洋留学，考入美国耶鲁大学研读林学。一九一四年，凌道扬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耶鲁大学林学硕士学位的学者，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林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拓荒之路。身为中国近代林学的奠基人，凌道扬最广为人知的贡献就是推动设立中国植树节。一九一五年，凌道扬联合韩安、裴义理等一众林学家，主动向北洋政府上书，郑重倡议以清明节作为中国植树节，通过全民植树造林，振兴林业，改善生态。这一倡议很快得到北洋政府的批准，中国植树节就此正式设立。除了倡议植树节，凌道扬还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林业教育机构，担任过金陵大学、北平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林学教授，撰写了中国第一本林学概论教科书，推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林学会，为中国近代林业科学发展培养了第一批人才，埋下了绿色希望的种子。
清代对慈善募捐活动的管控状况。清代前中期、晚清两个阶段，官府管理状况各不相
清代对慈善募捐活动的管控状况。清代前中期、晚清两个阶段，官府管理状况各不相同。清代初期至道光年间，民间零散慈善行为基本不受官府干预。普通民众、地方士绅自发开展的临时性善举，诸如灾荒时节临时施粥、平日施药义诊、收埋荒野无主尸骸、接济本地贫困乡民与流落同乡等，均属于私人义举。这类活动无固定场地、无长期募捐机制、无常设管理人员，完成即止，无需向各级衙门报备，官府一般采取默许、鼓励的态度，不进行干预管控。针对有固定场地、长期持续运营的常设慈善机构，规则就完全不同了。清代官办慈善机构以各地养济院为主体，由官府出资、官府管理、官府运营，属于地方政务体系的一部分。而民间士绅捐资修建的育婴堂、普济堂、义仓、义塾、恤嫠会等常设善堂善会，虽由民间主导出资运营，但并非可以完全自主设立。自康雍乾时期开始，朝廷与地方州县逐步形成固定管理惯例，新建常设慈善机构需要向地方县衙报备登记，列明创办人员、土地房产、捐资数额、运营章程等基本信息。官府报备的核心目的，是规范资产与账目管理，防范借慈善名义侵占公产、敛财牟利、滋生民间纠纷。其中育婴堂因涉及幼童安置、易出现舞弊与人情案件，是管控最严格的慈善机构。乾隆以后，朝廷进一步加强对育婴堂的管控，统一规范运营章程，核查年度收支账目，部分地区由官府遴选地方绅董负责堂务，形成官督民办的运行模式。合规运营的民间善堂，官府会予以认可，部分还会获得地方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的扶持；若未经报备私自长期运营，或账目混乱、管理失序，官府可责令整改、关停取缔。咸丰、同治之后，历经太平天国战乱，民间慈善事业快速兴盛，各地善堂、善会数量激增，覆盖赈灾、养老、助学、丧葬、救生等多个领域，官府的管控体系随之全面收紧。这一时期，跨区域募捐、大规模常设慈善团体的管理规则趋于严格。凡是常年接收社会捐资、固定开展救助业务的民间慈善组织，不仅需要在县衙备案，规模较大的机构还需将运营情况、资产账目逐级上报至府衙、布政使司核查。官府明确禁止两类慈善行为，一是未经官府认可私自向商户、民众强制摊派捐款，二是民间团体私自开展跨省大规模募捐活动。所有常态化慈善募捐、资产处置、人员任免，均纳入官府监督范围。对于长期合规运营、成效显著的慈善创办人，朝廷还会给予品级顶戴等表彰奖励，以此引导民间慈善规范化发展。整体而言，清代民间慈善的管控逻辑界限清晰。临时、零散、一次性的个人善举，无需官府批准与报备；有固定场地、长期运营、持续接收捐资的常设慈善机构，必须经过地方官府报备核查、获得官方认可后方可稳定运营。而在晚清，社会流通渠道拓宽、人口流动频繁，依托慈善名义向社会募资的各类欺诈行为就大量出现了。在通商口岸和受灾地区尤多，形成泛滥之势。彼时的行骗手段多样，一部分人私设无名捐局，仿造正规善堂牌匾与募捐文书，雇佣人员奔走城乡劝捐，募集钱款后便卷款隐匿；还有人刻意制造离奇传闻，借修缮庙宇、救济灾童等名目博取民众同情，以此聚拢钱财。就算部分正规备案的善堂内部也滋生弊病，部分管事、绅董长期隐瞒账目，层层克扣募捐所得，善款真正用于救助贫民的份额大幅缩水。当时《申报》等近代报刊就多次登载各地假冒善会敛财、善堂账目舞弊的相关投诉与案件记录，多地州县衙门也频繁受理此类诈捐案件。此类骗局能够滋生蔓延，一方面是民间百姓普遍存有乐善好施的观念，容易被各类行善说辞打动；另一方面晚清地方官府行政能力有限，对分散各地的募捐行为难以做到实时巡查监管，即便出台账目核查、备案约束等制度，落地执行仍存在诸多漏洞。官府虽会对查实的诈捐人员依照律例惩处，对管理混乱的善堂更换主事、强制清查收支，但受限于治理资源，难以彻底根除这类借慈善募资牟利的乱象。此外，行骗者与官员勾结联手做局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正式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认可的民族英雄
太平天国运动是正式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认可的民族英雄！可走到那块浮雕前，人们看见的是一群执械前行的起义群众，没有洪秀全居中的个人塑像。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纪念碑；1958年纪念碑落成，金田起义被列入八幅主体浮雕。起义进入国家纪念，领袖却退出画面。被肯定的是人民反抗清王朝压迫的行动，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政权并未因此获得整体封圣。金田起义能够占据一块浮雕，分量来自它对晚清秩序的直接冲击。1851年1月，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起义；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并改称天京。两年间，一支从广西山区成长起来的农民军打穿长江流域，迫使清廷依靠曾国藩等人编练湘军。晚清原有的军事和财政秩序被撕开，农民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直接争夺全国政权。近代中国的人民反抗史，绕不过这一场冲撞。它被放进1840年以后的历史序列，有明确尺度。纪念碑碑文追溯到鸦片战争以来，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民英雄。虎门销烟之后安排金田起义，随后是武昌起义、五四运动、南昌起义和渡江胜利。八幅浮雕没有把这些事件写成同一种革命。道路多次受挫，力量不断转换，失败没有被删掉，早期反抗也没有被后来胜利吞没。太平天国确实猛烈冲击了封建统治。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按人口分配土地，触碰地主土地占有；太平军长期控制南京及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使清廷税源、漕运和地方行政承受重压。即使这一制度没有稳定实施，它仍把土地不均与农民生存推到政权纲领中。起义者缺少成熟治理能力，却抓住了晚清农村最尖锐的矛盾，农民求生最终变成重新分配土地和权力。问题也随之暴露，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等级秩序，天京内部却建立严密王爵体系和宗教权威。洪秀全以“天王”自居，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发布命令，军政权力被神权语言包裹。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被杀，韦昌辉随后被处死，石达开最终出走。最高层用流血解决权力冲突，起义初期的组织优势被一次内讧削掉大半。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需要管理城市、征收粮饷、维持生产、协调军民关系，《天朝田亩制度》却长期停留在纲领层面。战争持续扩大，江南多地反复争夺，普通百姓承受征粮、迁徙、兵灾和疫病。1864年天京陷落时，太平天国仍无法把早年的平均理想变成可执行制度。它能够摧毁部分旧秩序，却没有建立一套让多数人安定生活的新秩序。西方列强又压缩了它的道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一面逼迫清廷签订条约，一面观察太平军能否保障通商利益。1860年代，上海地方官绅组织的“常胜军”在外国军官指挥下参与对太平军作战，英法力量逐渐转向支持清廷维持沿海通商秩序。太平天国没有形成成熟的对外政策，也无法把反清战争转化为稳定民族动员。纪念碑选中“金田起义”，又把洪秀全从中心位置移开，处理得很克制。起义群众的反抗具有正当性，政权后期的神权化、内斗和治理失败仍需承担责任。国家纪念没有替洪秀全辩护，也没有把太平军在战争中的全部行为洗成英雄事迹。浮雕留下群众举兵的瞬间，那一刻代表被压迫者拒绝继续服从。洪秀全及各王的功过，仍须由神权政治、内讧和治理后果逐项衡量。“民族英雄”四个字若落到太平天国全体领袖身上，会把纪念碑的尺度说窄。纪念碑确认的是广大起义群众在近代反封建斗争中的位置。洪秀全发动并领导了这场战争，不能从事件中抹去；他的神权统治、制度失效和用人失序，也不能因浮雕存在而免除。国家选择纪念金田起义，认的是人民反抗旧制度的权利，同时保留了对旧式农民战争失败原因的批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没有解决土地和国家统一；五四运动带来新的思想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农民问题才被纳入政党组织、土地政策和武装斗争。太平天国留下一条冷硬教训：没有能够约束权力的组织，没有可以兑现的土地制度，没有处理内外关系的政治能力，再猛烈的群众战争也可能从内部崩裂。1958年，金田起义以群众群像固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被刻下的是1851年那些走出广西乡村、公开反抗清王朝的人；没有被刻成中心的，是天王尊号和天京宫殿。太平天国因此获得应有位置，也保留应受批判。浮雕保存了起义群众的历史位置，没有把天京政权的全部实践一并写入英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