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于1919年10月，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11月的六卷6号上，署名唐俟，后收录于鲁迅的杂文集《坟》中。

这是鲁迅当时为数不多的长篇杂文之一，也是鲁迅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鲁迅继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不久后写的。作品中的那个“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闸门”的父亲形象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影响。

作为文化符码的“父亲”，具有多重复杂的寓意功能。它既指现实中的生身之父，也是既定秩和至高权威的隐喻。它既可以成为愚昧专制和强权霸权的象征，也可化身为某种道德理想 文化价值体系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标志。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说，在传统观念中，子女的性命既然来自父母，生命权则归父母所有，“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乃理所应当，不夺、不杀则是无以回报的恩惠。与之对应的则是“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不夺、不杀即是“皇恩无边”。皇帝作为“天子”代表上苍统治人间万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时皇帝也是宗法伦理体系中的“总父亲”，是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君父”，对天下子民拥有无限“恩惠”。

所以说，表面上看鲁迅写的是“父权”，直指父权的专横和荒谬，但其实写的是专制君权。因为“父权”就是“君权”。因此，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其实就是对专制社会中的“家国一体”，等级秩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专制社会中的“家”与“国”具有相同的结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家国合一、家国同构、以国为家、家国不分这是专制社会的典型特点。

“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家以父权为根本，国以君权为纲目，父权其实就是君权，“君君臣臣”就是“父父子子”的升级和放大。“忠孝一体”“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这种规范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做到长幼有序，亲疏有差，男尊女卑，别贵贱、序尊卑。要求下级对上级，小宗对大宗，臣民对君主，必须绝对尊敬并服从，严格恪守等级秩序，严禁违法僭越，绝对维护君王的政治权威和统治秩序。

家庭之内，“孝”充当了伦理规范，强调子女对父亲的尽孝；国家之内，“忠”充当了伦理规范，强调，君的绝对主导和臣的绝对服从。

以忠孝伦理为意识形态的专制王朝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礼义仁智信”的五常，此外还有五伦、六顺、七教、十义等一系列繁琐和严密的专制伦理规范。这实际上是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契合，社会关系与个人道德意识的契合，从而使伦理、政治、道德完全实现了一体化。使整个社会都置于专制伦理道德的严密规范之下，巩固了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

这样每个“家”内的家长对成员的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为“家天下”专制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在每个家庭内生了根，找到了它的对应物，从而产生了认同、归属感，使它的统治者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专制统治者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只强调上下绝对控制与服从的官僚统治制度，形成了人治的政治统治传统。

这种情况下，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实际上转化为一个大家庭内家长对子女进行管束之私属关系，权力所及遍布家国事务各个方面并渗入每个人私生活领域。家长制风格笼罩并支配了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国家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君王一人之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有多大，帝王的权力就有多大，这种权力是没有任何限制、制约和约束的，是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之下，百姓乃至官员所有人只有顺从、服从，任凭“父亲”随意差遣和奴役。

虽然君王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但君王一个人不可能行使权力，只能依赖亲信组成的庞大官僚集团。一切政治权力都属于君王，来自君王的授予，官员的权力均是代行君权、为君王专制服务。

既然官吏权力来自君王，官吏的任命、升迁来自上级和君王，不依赖于人民和政绩，那么，这就决定了上级权力极大，完全掌握下级的生杀予夺，下级只能百般讨好上级。由于强调上对下的绝对控制与役使，上级权力相对而言无限广大，同时缺少来自平行和下级的监督，权力往往不受约束，很容易造成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甚至敲诈勒索。

并且，既然君王权力无限，那么，得到君王授权管理国家的官僚集团自然也拥有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哪怕是最基层的官吏。掌握权力的官吏就会运用手中这种权力对民众进行无限制的压榨和敲骨吸髓的盘剥。社会治理上也充满了武断、任性、野蛮、暴力，暴政也就随之而来。

在这种“家国一体”下，每一个人均依附于或家或国的体制中，皆以其在家国中的角色而论定其权利义务。

在家族体系中，无论为人父还是为人子，或有等级地位的不同，绝无独立个体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以其在家族中的身份地位来定义其权利义务的。同理，在国家政治体系中，除君王之外，任何臣子都没有真正的独立主体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最高政治统治者同时掌握着一切权力，臣民们的荣华富贵乃至身家性命，都取决于帝王的独断意志。

实际上就说明，芸芸众生都是为国家、为别人活着，国家就是政治和人生的全部意义。任何政治活动都必须围绕国家、也就是围绕君王而展开，丝毫不允许体现出人在政治中的地位，人只能作为政治的工具而存在。所谓的“忠孝”只不过是鲁迅笔下“吃人”的怪兽，每个人都将被吞噬。独立意志和个体自由根本无法建立，就无所谓的“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