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19日，我们江阴纺校14个同学，怀揣着对“建设兵团”的无限向往和憧憬，与603名知青一起告别了江阴，经过一整夜货船“突、突、突”的航行，于3月20日清晨抵达了如东国营掘港农场。
这家农场，其历史可追溯至遥远的1958年9月，那时，它如同一颗刚刚萌发的种子，在广袤的大地上扎根生长。当我们一行人踏入这片土地时，它已经历了十年的风雨洗礼，积淀了厚重的岁月痕迹。
作为国营建制的一部分，它承载着时代的使命与期望。然而，在那个年代，农业机械化程度还相对较低，除了机械耕耙这种基础设备外，几乎所有的农业生产都依赖于人工劳动。
刚来农场的几个月里，每天劳动结束，晚饭后，我们几个男知青就结伙成伴，沿着农场二工区的张黄荡河，唱着《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选段，从四连一直唱到三连(当时也是农场的场部)，等玩到天黑以后，才回到各自住的老职工家中休息。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生产队晚上的会议总带着一股庄重而严肃的氛围。每当夜幕降临，村庄的灯火逐渐亮起，我们便会聚集在队部的大院里，等待会议的召开。
在此之前，为了驱散白日的疲惫，也为了活跃那略显单调的业余文化生活，我们总会唱起那些激昂的歌曲，或是上演几出精彩的戏曲。
唱歌时，每个人的声音都充满了力量和激情，仿佛要将心中的热情全部释放出来。我们手牵手，围成一个大圈，歌声在夜空中回荡，仿佛能够穿透那漆黑的夜幕，直达云霄。
戏曲表演更是精彩纷呈，大家纷纷化身角色，或唱或念，或打或斗，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流露。
而在劳动中，我们更是展现出了青年的热情和干劲。为了更好地虚心接受再教育，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红心，我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着干重农活。
无论是耕田、收割，还是搬运、打场，我们都毫不退缩，全力以赴。汗水浸湿了衣衫，泥土沾满了双手，但我们却毫不在意，因为这是我们为集体、为国家付出的见证。
那段时光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也留下了许多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每当回忆起那些日子，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青春的热情和拼搏的汗水交织而成的美好回忆。
1970年夏季，为了落实毛主席的“革命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的指示，团部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组建了一个舞蹈队和一个京剧队。我被分在了京剧队。京剧队的主要任务是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全剧。
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踏足京剧领域的年轻人来说，每一步都像是探索未知的险峻山路，困难重重，仿佛难以逾越。尤其是我们这些南方人，方言的腔调与京剧那独特的唱、念发音方式，简直是天壤之别，仿佛两条平行线，永无交集的可能。
每一次练习，都如同置身于一场无声的较量之中。我们试图模仿那独特的声腔，但往往只能发出怪异的音调，引来周围人的阵阵窃笑。那种挫败感，如同冷水浇头，让人心灰意冷。
然而，时间却如同一位严苛的导师，毫不留情地鞭策着我们前进。
有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是在与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达到那看似遥不可及的“字正腔圆”。每一次的发声，每一次的转身，甚至每一个细微的手势，都被我们反复练习，直至肌肉记忆深处。
更让我们倍感压力的是，人们用“坚决不走样”作为衡量学演“样板戏”的政治标准。这不仅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对政治觉悟的检验。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生怕因为一丝的不完美而遭到批评和指责。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的每一次排练都充满了紧张和激烈。每一次的失败都让我们更加坚定要成功的决心，而每一次的进步，都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用汗水和努力书写着属于我们的青春篇章。
排演《沙家浜》这台戏，演员和乐队都是清一色知青担任的。
我们京剧队的成员都是初学的知青，没有基本功，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头练起。这真是“手、眼、身、法、步”知者不多，“唱、念、做、打”会者更少。
如拉京胡的肖仲亚，经常照着乐谱反复拉练，后来还拉得不错。乐队为了增强演出效果和气氛，还添置了小号、黑管。
敲板鼓的范宾，虽然也是初学，但他能经常向行家请教，再加上他的刻苦努力，不久也就搞得像模像样了，他还带领其他三位学打锣、镲的同志一起训练，总算还能跟得上。
团部还从城市里请来了专业京剧的导演、主要演员和乐器人员，对我们进行了多次培训。由于条件的限制，演员们就在大场上，铺上稻草练习翻跟斗，练习武打。
演员用的手枪等道具，包括布景都是自己亲手做的。演员的演出服装，特别是新四军、伪军的服装用布都是用当时日本化肥袋染后做成的，新四军服装染成灰色，伪军的服装染成黄色，因为化肥袋上有“日本产尿素”字样，做成的服装，常不时地能显现出来。总算演出一般都在晚上，台下的人一点也看不出来，可能还以为是什么高级布料做的呢!
经过近五个月不分昼夜的艰苦排练，这台戏终于在12月中旬通过了彩排及团领导的审查验收，并在团部试演了几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京剧队相继在团内各个连队和周围公社巡回演出，每到一处都能受到大家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