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刘音]
回忆起下乡插队草原的生活，我总会想到她，想到她曾在草原恋爱、结婚和生育。她是在众人的鄙视下离开草原的，这不公平。
1969年，我到蒙古下乡插队，认识了一位女知青，她的遭遇令人同情，我总希望能有个机会，和熟悉她的人、和与她同甘共苦过的知青们谈谈她的过去，她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
她独自躺在花草浓密的草甸子上，听着羊群喀喳喀喳地吃草。衔着一根泛着香气的青草，哼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她拥有初恋者的快乐，以为世界从来是美的。
她曾一本正经地问他：“你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要做雷锋、王杰那样的人。”
恋爱着的人是盲目的，她被他的话感动了，她愿意和他一同做高尚的人，在草愿贡献自己，牺牲自己。
有一天，她和他站立在草地上，一阵风儿吹过，吹落草上颗颗水珠儿。她冷得哆嗦了一下，他脱下自己的衣服扔到她的怀里。她披上带有余温的上衣的刹那，一种异样的感情油然而生。她知道，那就是爱了，野马般的他在她面前变得格外温存。
然而一天，三个少年嘻笑着撞开了知青蒙古包的门，看见正在包中的他和她，这三个少年又嘻笑着离去。
从那一天起，一股流言很快便传遍了乌日图河畔。
我急不可待地骑马去找她，满怀期望地盯住她问：“都说你们干了那事，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她也许已听到了什么，铁青着脸恨恨地说：“我什么坏事也没干!我不欺骗你，我干嘛要欺骗你!”
我相信了她，一直信了十几二十年。直到前不久，我又一次问起那事的真伪。
她在电话里尖叫了起来：“真是混蛋!当初我们那么年轻，除了纯洁一无所有，我们会干那种事吗?”
这流言像发了疯的牛似地跑遍草原。
很多牧人不再亲切地叫她乌兰其其格(红花)，而生硬地直呼她的汉名；多少知青眼里露出鄙夷的目光，像是责怪她给知青丢了脸。
对那一段往事，她只在一次信里提到“军管会来了以后，队里有的知青做了伪证”。进一步追问，便无回答。
她不肯再谈起有的知青怎样在路遇时昂首而过，对她不屑一一顾，怎样用伪证助长了莫须有的流言，怎样背地里称她为“知青的败类”。
一瞬间她似乎真的变成了坏女人、坏知青。一些妇女用咄咄逼人的目光上下打量她，逼得她扭转了头。
她们执意要审度出她的生理变化。有时她经过的蒙古包里会冷不丁地甩出一句“姆德葛得斯凸布冬、布冬巴勒那(以后肚子会大起来的)”，流言更以它无比强大的力量征服了许多善良的人。
一次我们几个女知青去一个熟悉的牧民家串包，一向善待我们的女主人，给我们的碗里填满了炒米、奶皮和飘着香的奶茶，最后鄙夷地递给她一碗“浩森茶”(不加奶的茶水)。她强咽了一口苦涩的黑茶，哭着跑了出去。从此，再不和我们一起去串包。
没人辟谣，没人澄清流言，公众的舆论完全在谴责她。她被分到“牛鬼蛇神组”去脱坯，干着男人干的沉重的活儿。从没和知青打过交道的“牛鬼蛇神”们以为她是个怪物，离她远远的。那个男生远在饲料基地。我们到远处放牧去了，她就无声无息地独住在小学校教室里。
一个寂静的夜里，光棍汉xxx一边猛烈地撞门一边叫“毕奥勒那，毕温特那(我进去，我要睡觉)。”她倚住门，被撞开，她又挤紧，又被撞开……她竭尽全力用脚勾过桌子，一张，再一张，门被堵住了。她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默默地流泪，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软弱。
天气渐渐变凉，小学校的学生们又开始上课，她无处可住。她不在乎和“黑五类”一块儿卖力，但她需要一席生存之地。
她更怕严冬的到来，她找大队，找公社，找军管会，像“牛鬼蛇神”一样没有马骑，走着去，走着回，一次又一次，一趟又一趟......
“黑五类”们在严冬尚能有顶又黑又破的蒙古包遮风避寒，她却无处可居!连“研究研究”的希望都不曾给过她，她见到的只有冰冷。
她的冰凉，以为人世间的温暖原是靠不住的，她只想靠自己寻找一条条生路。
一个有月的夜晚。我在羊群边打更，她默默在我身边坐下。
许久，她蓦地说：“我要结婚。”
我吃惊地转头望她，看见了她坚毅的面容。
“不，你不能!”我怕她走上自暴自弃的路，“和我们一块儿放牧，工分也够用的了。”她没有听从我的劝告。
婚礼上，饲料基地所有的邻居都来了，二十几人不分男女长幼地围坐在炕上的小桌周围，男人们吐着烟，孩子们剥着糖，特古斯阿爸操着一口地道的通辽蒙话和汉话主持婚礼，“向毛主席像一鞠躬。”
“他们的爹妈不在跟前，向贫下中牧、贫下中农二鞠躬，”
“夫妻对拜，三鞠躬。”
炕上的女人和孩子笑着叫着。我和知青王立新倚在门边，看着那欢腾的情景，看着他俩认真遵守阿爸的婚礼程序，看着她给牧民鞠躬时满含感激的泪水，看着他俩不知是幸福还是痛苦的表情，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我不住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他们怎么会走到了这一步?
那天上午，他俩曾又一次去公社，军管会的人还是鄙夷地说：“就你俩还想结婚!”最后，她向那些人扔下一句话：“不给登记今天也要结!”
一年以后队里整团，她一次次地检查，一次次地通不过。
最后面对质问，她干脆扔下检查稿说：“我为什么就得委屈做人?我搞对象犯什么法了?为什么把我当成坏人?我的困难谁过问过?公社大队解决不了我的住处，我只能自己解决!”
她又说：“我不是矛浑(坏人)，我结婚也为了证明我们关系的清白!队里没登记就结婚的牧民好几个了，人家能好好地活着，我为什么就不能?”
连珠炮似的发言把在场的人都说怔了。上边最后以“认罪态度恶劣”延长了她的审查期。
当晚，我和王立新住在她的邻居特古斯家，睡到后半夜，我们被狗叫声惊醒，额吉点亮了油灯，一片马蹄声逼近，只见她的门前有十几个骑马的人。
“快出来，要不然砸门了!”一会儿，她的包门开了，几个骑马人一拥而上，把她的新郎捆绑着带往公社。
这一切的发生、几乎就在瞬间。马走人静，她回到包里插住门，任我们和额吉怎样打门也不开。门上的喜字被撕去了一半。后半夜，饲料基地的人都未能成眠。
第二天，太阳高高升起，人们惊讶地看见她早已俯身麦田之中，麦子已倒下了一片又一片，在朝阳的照射下闪烁着金光。
她紧咬着牙关。她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她是一个结了婚的新娘，有贫下中牧作证。
从今，她和一切人一样，和一切知青一样，有权利过那种正常的生活。
几天以后，公社召开批斗他俩的大会。开会的头一天晚上，她被叫到公社，由两个当地干部看管着，不许出屋，我不信她是坏人，我看见她时，她正呆坐在屋里，门口坐着看守她的女干部。
见到我时，她“哇”地哭了，我拉住她的手，也忍不住哭起来。
会场坐满了牧民和知青，举着红宝书义愤填膺地批判他们的坏行为坏思想，震天动地高呼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俩像真正的坏分子一样被淹没在口号声中。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片寂寞，一片茫然。但我不知迷失了什么。我不明白，这个老高一的班主席、优秀学生、高举着红宝书来到边疆的红卫兵，一瞬间怎么就成了被揪斗的坏分子?
批斗会开过，那个男生被送到旗公检法听候处理。她常常在收了工后，坐在小桥旁，怀着期望，等待新婚丈夫的归来。
很久以后的一天，公社农业队的大车带给她一个信儿，说是就要处理她的问题了，要把她的丈夫远远地调开。她锁了家门，没告诉任何人，三步并作两步往旗甲赶，她只有一个念头，赶去见一面，也许是最后一面。
此时，她感到一种从未有的乏力和一种抑制不住的恶心，她确信是怀孕了，她辨不清是喜是忧。她大步流星往北走。
走到马勒根界地，遇到了公社的大车，好心的车老板劝她跟车回去：“天快黑了，这边有狼呢!”她头也不回，一直向北走，天越来越黑，她一步不敢停留，小跑着往前走。
小风吹着她淌汗的脸，脚上磨起了水泡。她拼命地奔跑，她怕遇见坏人，怕遇见狼，也怕流产倒在无人经过的地方。
路旁的得勒苏草摇摆着，像狼追逐她。她记起有一回狼偷袭她的羊群，发现时狼已经蹭到了她的身边，她“啊”地一声惨叫，手电筒正打在狼屁股上，狼吓跑了......趙过了巴勒根河，她顾不上穿鞋一鼓作气向北，怀着巨大的恐惧，又怀着一线希望。
终于一天，她的丈夫即将被发配到离我们公社很远很远的一个牧场。得到消息的那个夜晚，他谎称上厕所，连夜逃了出来，一口气跑了八九十里。
第二天一早我见她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便见到了他。
“逃出来了?”他俩都不回答，眼睛红肿着，呆坐在炕头。
“怎么回事?”她“哇”地哭了。
两人以为这一见就是生离死别，再无在一起生活的希望了。
军管会的人早就有话：在你们档案里记上一笔。以后你们和谁结婚都成，就是你们俩不成。
他俩说了又说，觉得与其永诀还不如上吊，也落得死在一处。他们流着泪烧了珍藏的情书和家信，流着泪收拾了他们的东西，他们痛哭着。
我看见炕上塞得鼓囊囊的帆布书包，看见炕头一纸遗书：“永别了，草原，永别了，牧民，永别了，知青。永别了爸爸妈妈和亲人们。我们为了革命来到草原，我们没做见不得人的事。今天，我们要光明正大地死在一起。衣物及一切，由知青和老乡任意选取......”
忽然，她记起沙窝子里挂了霜的通红通红的山丁子，记起了野天鹅的飞翔，记起了长长鬃毛的神话般的野马。
“不，我们不死!”她止住了哭，在绝望中想起了世界的美好，“也许，我们还会再见，也还能团聚。”她喃喃着又流下了泪。
后来，她的丈夫被调到很远很远的一个牧场，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打石头、脱坯的汉子。
他走了以后，队里不再给她派活儿。于是她向队里借钱买粮。
后来，她终于又回到了牧业队，回到了我们的知青包，她成了不被法律认可的人妻。上了年纪的额吉们见到她都“呼勒黑---呼勒黑真可怜、真可怜)”地怜惜她，急匆匆地斟上热腾腾的奶茶，她总是很感动地一笑，并不抬眼看别人。
肚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她一天天有了笑容，眼里也有了光彩。她一日日地盼着孩子降临，医生却告诉她胎儿是横位，分娩将十分危险。
她跑到公社，求爷爷告奶奶似地请求公社给她开张介绍信和防火证，让她回北京去生。公社铁面无私，断然拒绝。
她又一次偷偷地步行近百里到了旗镇。她求车场的司机，要搭车回北京去。热心的卡车司机一口答应，听说没有介绍信，又答应让她在车场值班室过夜，她的心总算踏实下来。
不料，那人面兽心的司机晚上到了值班室，说要交个朋友并随手关了灯。她尖叫着扬手打了那司机一个耳光。
回到北京，她就早产了，没几天那孩子便夭折了。
那年春节一过，她就急匆匆地赶回大队，直奔白音陶勒盖山，爬上高高的山顶，坐在山顶的积雪上，很久很久......她想念儿子，她把失去儿子的悲哀倾诉給大山，她只觉得，她和这大山和这草原永远生生死死不可分离了。
回到知青包，她总是呆坐着，机械地一块一块地往炉子里添加牛粪，燃烧的火焰映照着她忧伤的脸，她总是说；“当初怎么就给儿子起名叫春节呢?他真地给截回去了。”
听了她那木讷讷的话，我们心里也都一片凄苦，禁不住泪流满面。
20年后我问她，她经受过的一切父母知道么?她摇了摇头。我们这代人的插队生活，当初我们的父母不了解，更不消说自己的子女了。
在草原生活了数年，我调到锡林浩特。我常常在傍晚独自沿着通往机场的小路散步，思念队里的牧民和知青。
那一天也是黄昏时分，我走到一群席地而坐的砸石头的妇女身旁，感叹她们用柔软的双手把坚硬的巨石砸成碎块，感叹草原的新路就出自这些被叫作“盲流”的女人们的手。
忽然，在人群中我认出了她，看见了尘灰蒙蒙的头巾下的她的眼睛。刚才对于劳动创造世界的感慨，对于夕阳余辉，铿锵的敲打声响的美好感觉顿时荡然无存。
看见她风尘仆仆地混迹其中，我不禁热泪满面。她用粗糙有力的手攥住我的双手，对我说：“不要这样！”
她拉我去了她家，她的丈夫已抽调到盟里当工人，因为能干，连年被评为五好工人。他俩终于登记结婚，成了合法夫妻。
那时她在盟里既无工作又无户口，每天去砸石头，活得十分艰辛。她的家就在大路旁，因为地势低洼，抬眼从窗户只看见路边小树的下部)。屋子虽小却很温暖，自制的镜框里挂着一副很美的风景画。
那天在她家喝了许多酒，红的葡萄绿的青梅掺和在一块，格外醉人。她流着泪唱起《敖包相会》，那首她恋爱之初不离口的歌儿，“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那歌声超越了她恋爱之初的欢快和优美，使人感到她不是在唱恋歌，而在倾诉那融进了生活的心声。
很多年以后，她离开了草原，到了一个北方城市。她写信给我，谈到过去，她说：“牧民相信了流言，但我不怨恨他们，我不怨恨草原，相反，我想念那儿，我爱他们。好像，我和那儿早就融为一体了。”
只有在草原上生活的知青，才能理解为什么那颗备受屈辱的心，为何深深地眷恋着草原，眷恋着牧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