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我们》。他是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文学具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之一。在他看来，在文学上卑躬屈膝和粉饰太平都是对作家的损害。

扎米亚京的《我们》完成于1920年，跟英国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起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扎米亚京对十月革命后社会的种种预见性判断是令人惊叹和折服的。

《我们》整个故事中扎米亚京采用的是一种日记体的叙述方式，整个故事都是小说的主人公——号码叫“D-503”的叙述。

故事的背景是公元32世纪的大一统王国（the United State）。在一场持续200年的世界战争之后，原来地球上的不同国家已经完全纳入了大一统王国的版图。大一统王国由大恩主施行统治，这个世界王国的国民没有姓名，而是按出生次序被编为不同号码，并按照性别称为“男号码”和“女号码”。

在这个大一统的王国中，全人类都过着“数学般精确”的理性幸福生活。然而，地球以外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依然处于“自由的蛮荒时代”。

男号码“D-503”为大一统王国的宇宙飞船“一统号”（the Integral）的设计师。在大一王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他设计的“一统号”宇宙飞船即将竣工，并开始征服宇宙，使其他星球的生物和大一统的国民一样享受理性带来的美好生活。

然而，就在大一统帝国准备一统宇宙之际，国家内部却出现了危险，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一部分男女“号码”开始反抗这种理性的幸福，渴慕“自由的蛮荒”生活。最终，这些“号码”遭到镇压，大一统帝国看上去依然固若金汤。

扎米亚京在写《我们》的时候，十月革命刚刚结束，旧制度、旧社会已经被推翻，俄国社会已经进入新制度、新社会。此时俄国的每一个人对新社会和新制度充满了期待，都在期待一个没有压迫、奴役、剥削、等级的乌托邦世界。

美好憧憬和新生社会的强大动员激发了社会全体成员“要为美好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的热情，许多人“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并“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 ，美好的生活一定会来临。

可是在这种狂热制造公正、平等的幻觉所带来的“短暂的兴奋之后”，他们并没有等到一个法治、自由、平等、公平的社会，反而等来了一个走向极权的社会。整个社会陷于长时期的萧条和瘫痪状态。充斥的还是等级、特权、剥削、压迫，落后、贫穷、愚昧，复辟、倒退，依然在专制的怪圈中打转，逃不掉奴隶的命运转盘。“奴役”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乌托邦的幻想破灭后，他们走向了极权。权力高度垄断性，且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整个社会生活日益弥漫着个人崇拜，“要人治不要法治”甚嚣尘上，法律走向虚无，制度建设逐渐荒芜。欲望的消除，理性至上，整个国家和社会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和统治。

正如扎米亚京在《我们》中描述的一样，在这个铁桶一般封闭的黑暗王国里，社会运行（或者说人的活动）只能屈从于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国家意志，人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被抽取了人的特征的抽象物，是被国家权力皮鞭驱赶的奴隶和没有意志的行尸走肉。

大一统王国是“统一的，唯一的、神圣的、绝对正确的。”

大恩主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的、全能的“至善之物”，任何没有经过大恩主肯定过的思想理论都将受到抑止扼杀，大恩主成为一切思想理论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创造者、解释者和最高的终结的裁判者。

大恩主一个人的头脑，代替了亿万人民的思考。任何质疑、探索和创新，都被看作是对大恩主和大一统王国的不忠和背叛。人们除了全盘接受、无限歌颂外不容独立思考，更不容有别的不同的解释。

所以说，在这个社会中，人不需要去思考，需要有什么独立意志，只需要顺从，服从一切安排。绝对服从最高旨意，每个国民都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拧。

在被国家囚禁了的社会，法律从来不是体现“我们”意志和利益的东西，它仅仅是驭民的手段和条文，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而在一个极权社会中，“国家”即是掌握着国家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即 “大一统王国”大恩主及其身边的既得利益者。

在一个专断的、权力几乎控制着每一个角落甚至操纵着每一个灵魂的国度里，所谓的稳定实质上是一种专制高压下的死寂的稳定。这种稳定秩序往往“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

在一个极权社会中，人只能一步步变为非人，自由已经消失殆尽，人性已经沦丧，最终每个人只能一步步变为没有意志没有诉求的行尸走肉！

本文参考文献：

扎米亚京.《我们》

牛红英.《我们》的乌托邦思想复探

夏冬.论扎米亚京《我们》中的自由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