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车”二字对曾下乡插队的知青来说，是个熟悉的词，它说明大多知青下乡插队都到偏僻的地区，交通十分不便，外出时经常顺路搭车的意思。

在美国公路上开车行驶时，经常会看见有人身上背包、风尘仆仆地站在路边，高举握拳的手臂，竖起大拇指。有的男青年还身背吉他，长发飘肩，像是风度翩翩的乡村歌手。

美国朋友说大拇指冲上是截车的标志，但万万不要给这些人停车，许多杀人抢劫案就发生于截车。而那些身背吉他的青年往往利用乐器给人一个温和的假象，上车后却可能从吉他盒里掏出一把枪来。这些话让人听得毛骨悚然，借我一个胆儿也不敢去停车。但我骄傲地告诉美国朋友，当年我可算是个截车高手呢。

1969年，我在山西汾阳插队的时候，我们这些精力充沛的北京知青兜里没几个子儿。当时爱唱的是电影《十字街头》中赵丹唱的那首诙谐的、与我们状况特别贴切的歌：“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啷里格啷里个啷里个哪，温暖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那双烂鞋上......”没钱还想出门办事、逛县城和看朋友，那只能是在公路上截车了。

通过“不断实践”，我们很快总结出一套截车的经验，还发展成灵活应变的战略战术。

最容易截的是军车。一看那种带绿篷的军卡车远远驶来，我们就庆幸今天好运在手。军人一看我们撒网式地横挡在公路，怕撞伤人很快就停下车，女同学们便冲上去在驾驶室外欢呼雀跃地喊：“解放军叔叔好!解放军叔叔带我们一段吧!解放军叔叔......”

当年我们十六七岁，而那些“解放军叔叔”也不过就是比我们大一两岁的士兵，看见这么一群年轻女孩儿，装傻充愣地叫他们叔叔，窘得满脸通红。

就在他们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眼睛不知该往哪儿看时，我们已高喊：“谢谢解放军叔叔!”熟练地脚踩轮胎，飞腿跨过车栏跳上了车。

最难截的是那些县里运输公司的卡车。那些司机对老乡和知青截车已经司空见惯，多半儿不停。他们往往见我们拦截就减速，一直开到我们面前，我们刚一闪开他们一踩油门就跑。

有时他们也会让我们搭段车，可只爱拉女孩子。于是每次男同学就趴在公路旁的地坡上，由女同学在公路上挥着头巾蹦跳呐喊，车一停男同学就从地坡上跳出来，跟着女同学往车上爬。司机吃了哑巴亏，经常是气得一边开车一边骂娘。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春天里那个百花香”的季节，温暖的太阳把我们这帮女孩儿照得又开始骚动起来，决定去三十里路外的文水县看朋友。

我们截住一辆带车篷并包得严严实实的卡车，司机瞪着铜铃般的眼睛破口大骂：“你们不想活了？敢截老子的车!”我们解释是没钱买车票的北京知青，想去文水县，司机很不情愿地让我们上了车。

一爬进车篷我们都傻眼了，车里坐满了胡子拉碴、口叼香烟、荷枪实弹的大汉。其中一个持枪站起，质问我们是哪派的或支持哪派。我们吓得赶紧说是北京知青，不介入地方斗争，哪派也不是，这才意识到截了一辆武斗车。

这时大家神经紧张到极点，只盼着赶快下车，可他们却拿我们开起心来。先说我们是一帮二百五，敢截武斗队的车，又说他们根本不是武斗队，而是演样板戏的班子，他们的枪是道具。结果我们中间还真出了个二百五，向武斗队员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是有坏人在挑动，急得旁边另一个女同学直踢她后脚跟。

一个面目和善的老武斗队员慢悠悠低沉地说：“不能不打呀，是他们要打我们。我们也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车到了汾阳与文水之间一个叫冀村的地方，车子突然拐下了公路，我们急得大喊要下车，只听一声震耳的枪响，接着是呛鼻的蓝烟在头上弥漫。大约有一分钟我们都没缓过劲儿来，以为自己被枪毙了。

只听见武斗队员们大声哄笑：“哈，我们不是演样板戏的，叫你们见识见识这真枪，以后别再截俺们的车了。”这时才看见打枪的武斗队员枪口是冲天的。

车终于停在像是大队部的一个庭院，里面躺满受伤的、缠满绷带、痛苦呻吟的武斗队员。那个老武斗队员说这卡车确实是去文水县的，把他们卸下拉上伤员就去文水，让我们等着。

我们哪敢再等啊，趁他们一转脸撒丫子就跑，一直跑回公路边，才倒在田头大口地喘气。这真是太可怕了，简直是去威虎山见了一遭土匪。从这次以后，我们再不敢截那些包封严实、神秘兮兮的车了。

感觉最温暖的一次是一个寒冬的早晨，我们得先截车去太原，再乘火车回北京。

一辆白色的厢型轿车，没等我们招手就戛然停住，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从窗中探出上身，操着一口京片子冲我们喊：“是北京知青吗？”

确认之后，她立即打开车门说：“上来吧!”

上车后才知道这是北京红十字会的车，车里的干部们是来山西视察工作的。

他们说老远看见我们就像北京学生，早有打算停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下话都说不完了。

我们急切地询问北京的一切：现在每月给多少细粮，肉的定量增加了没有，火柴还要票吗？尽管马上就要回北京，自己也不知道问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可和老乡谈谈这些北京的事真感到亲切。

他们从我们的衣食住行，一直问到干的每一种农活，这问寒问暖的关心，使我们想起远在干校的父母，体验到那温暖而又久已陌生的感觉。我们都呜呜哭起来，就像黄河决了口子。

他们赶紧安慰我们，在我们腿上又加盖了棉大衣，一个女干部还拿出水果糖给我们吃，这下我们哭得更厉害了——那是一种被火炉烤得暖暖的幸福的哭。

最离奇的一次是在一个金色的秋天，这回是我单练，一个人在太原通往汾阳的公路岔口截车。我挥动头巾连喊带跳，过了十几辆车也没截住。大卡车一辆接一辆从我身边轰轰开过，尘土卷着落叶噼里啪啦往我脸上打，我几乎要绝望了。

就在这时，岔口的交通警过来了，问我在这儿手舞足蹈地忙活什么？听罢我的述说，他一抬指挥棒就定住了一辆卡车，正好这车要路经汾阳，交通警说：“把这学生带上吧!”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嘟嘟囔囔老大不愿意，又不敢得罪警察，只好让我上车。

我刚爬进卡车，看见一对紧紧抱在一起的青年男女，他们看见我很不好意思，马上就松开了。男的相貌平平，女的却长得像桃花一般，白里透红的脸上有着笑眼儿和酒窝儿，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上扎着红头绳。

卡车一开我们就聊上了，男的告诉我他是太原工人，是回平遥老家结婚的，因村子离公路太远没长途车抵达，托这个司机朋友给捎过去。

看着我脸上的疑问，工人笑了，说：“你大概觉得这两个太原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怎么坐卡车去乡下结婚？我给你说说吧，我今年27，可她才17，不够结婚年龄，在太原没法儿结婚。老家有人给开证明了，我爸已先去那边准备好。”

他看看俊俏的未婚妻，又带着按捺不住的自豪说：“她家死也不同意她嫁给我这老头子，可她偏偏要跟我，唉，也不知道看上我哪儿了？”那桃花不说话，只是满眼深情笑盈盈地看着他。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后在路边停下来，司机从驾驶室向我喊话，说他要下公路去平遥。我可以下来继续往前截车，或先跟着走一段，等他把朋友送到家再去汾阳。

我说这荒郊野外的，我怎么截车呀，还是跟你们走一趟吧。

卡车蜿蜒穿过一溜儿村庄，终于到达了这对新人的老家。一帮头插红绒花的大妈在村口张望，一见我们的车，激动得又招手又喊叫，工人和桃花高兴地翻身下车跑了。

大妈们把司机团团围住，说酒菜都准备好了，得好好谢他。

于是一场客套的拉锯战就开始了，一边是强邀，一边是找各种理由推辞。当司机说道：“不能留呀，车上还有我要捎去汾阳的......客人哪！”我猜他确实不知该称呼我什么好。

大妈们叫道：“什么？还有司机的客人!一块下来吃!一块下来吃!”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已被大妈们推推操操给拽下来了。

我们被请到一个摆满饭菜的方桌前，我和司机一样被作为贵宾，安排坐在工人的父亲身旁。

这个像是城市基层干部的主人不断地给我夹菜，显然是把我当成司机的朋友了。我觉得自己无功受禄，浑身不自在。

坐在我身边的桃花看出我的不安，笑眯眯地轻声对我说：“既然来了，就好好吃一顿吧。”

这哪儿是好好吃一顿啊，这是太好吃的一顿了。红烧肉、油糕、拉面和炒菜，这些对长期沾不到油腥的插青来说就是国宴，何况还做得那么可口。

饭后我和司机又上了路，当他把我在汾阳撂下时，咧着大嘴咯咯地笑个不停，说：“哎呀，你这个小女子[山西土话——即女孩儿]，让警察截车不算，还白吃一顿席呀!”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来到了美国。土插队变成了洋插队，截车人变成了开车人。每当开车时，看到那些在路边高竖拇指、一次又一次无比顽强地截车的美国人，那帮青春洋溢、穿得破里拉撒、挥动着花头巾，在山西汾阳公路上蹲跳呐喊的女孩儿又生动地跃然眼前。

[北京知青：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