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侵华的过程中，为达到目的，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充分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对中国领土巧取豪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6日，日本三菱株式会社职员三人、多伦特务机关职员一人赴张北旅行，未带护照，被一三二师的士兵劝阻，致电察哈尔省府请示处置办法。省府回电，着即放行。

这四人到达张家口后向关东军报告，关东军即借题发挥，向察哈尔省提出抗议。

秦德纯急忙赶到北平，向何应钦请示办法。随后，秦德纯奉命回答了日方的四项条件：“（1）道歉。（2）撤一三二师参谋长职务。（3）惩办一三二师军法处长。（4）以后日人赴内蒙旅行予以便利”。这就是察东事件。

6月18日，汪精卫主持行政院开会，决议免除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由秦德纯代理。宋哲元于6月19日离开张家口到北平，继又赴天津，二十九军暂交张自忠统辖，察北事件初步解决。

何应钦到南京原拟请黄郛返北平，但黄郛称病，执意不肯北上。所以，会议又决定，派王克敏代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商震代理天津市长职，以缓和与日方的矛盾。但华北形势仍然紧张，北平军分会全体委员急电何应钦尽速返任，于是决定王克敏赴平，主持工作。

土肥原贤二

日本挑起察北事件，目的在吞并内蒙，所以达成初步协议后，日本关东军于6月17日召开重要幕僚会议，对华北局势及察哈尔事件形成三点意见：（1）华北问题因南京已容忍日方一切条件，故时局告一段落。（2）察哈尔事件由土肥原少将与责任者宋哲元交涉，处罚非法监禁事件的责任者。（3）关于华北调整关系，确立和平之具体对策，渐次求其解决。这三点意见的核心是置察省、华北于日本的实际统治之下。

关东军第二课长石本公开发表谈话称：“关东军及华北日驻军当联成一体，而在军事协定范围内谋华北问题及察哈尔问题善后对策之万全，并严重监视今后华方态度”。“军方当与外务省协力，对国民政府之排日主义施以根本纠正”。酒井参谋长还在天津召开平、津、沪、汉、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日本驻在武官会议，以贯彻军部的对华方针。

土肥原是个凶残而狡诈的日本特务。他善于利用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弱点并摆布他们。因此，他在中国有恃无恐。日人西义显写道：“作为个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君子。但是，他从来不吸取过去的教训，而只是重复运用他那一套违反时代的、腐朽的老手法”。

南京政府幻想西方国家出来牵制日本，因此向国联通报了日本在华北的活动。但英美等国只表示关切华北局势，观察日本动向，并不采取实际行动。

6月26日，王克敏到达天津，声称他北来的使命在于结束河北及察北事件，并说何应钦原拟辞职，经汪精卫挽劝，决定于月底北返。

秦德纯‍

应土肥原的要求，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于6月23日到北平与日方谈判。当日晚十时半，土肥原、松井、高桥，在程克的陪同下访晤秦德纯。

这次访晤，实际是一次中日双边谈判。北平方面出席者除秦德纯外，还有萧振瀛、张允荣、程克、陈觉生。日方提交了一份《对宋哲元交涉纲要》，谈判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秦德纯见事关重大，不敢擅自作主，遂向南京报告。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23日晚间，土肥原以“私人拜会”为由闯入秦德纯在北平的住宅，和一直拒绝接见他的秦德纯会了面，提出实现拟定的“要求事项”，并在后面加上了“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招聘日本人为顾问”、“协助日本诸如建设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军事设备”等6项“特别期待事项”。

在会谈中，土肥原还蛮横地说：“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秦德纯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回答：“那么，你们就派军队来进占察哈尔好了！二十九军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此时，秦德纯卷起了袖子，想要痛揍土肥原一顿，但一转念，如果揍了他则难以善后，又极力按捺住冲动，结果导致当场吐血，倒卧在沙发上。

秦德纯随即请示南京。6月24日，南京复训，令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察哈尔省会商解决。25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开会讨论日方提案，认为条件之苛刻已远远超过了《塘沽协定》，没有南京政府的明确意见不敢应允。当天夜晚，秦德纯、萧振瀛到扶桑馆访晤土肥原，说明需要再次向南京请训。土肥原以返回长春，中断谈判相威胁。北平代表陪尽笑脸，婉言相劝，土肥原才应允等待回训。

秦德纯

6月26日深夜，南京政府第二次回训到达，表示原则接受日方条件。秦德纯立即约集雷寿荣、陈觉生等，对日方条件的文字作了斟酌。结果对日军提出的要求，除“宋哲元谢罪”一项改为“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外，秦德纯均予答应。

27日晨，陈觉生往晤土肥原，约定是日上午十时在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室履行条约签字手续。届时，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与土肥原、高桥出席，至11：40完成签字手续。一份出卖察哈尔省主权的《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就这样出笼了。其内容如下：一、关于“张北事件”，表示遗憾之意，将责任人免职；二、“将被认为对日中国交发生不良影响的机关”，从察哈尔省撤退；三、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四、将宋哲元军从昌平、延庆、大林堡至长城一线以东地区，及从独石口北面沿长城经张家口北面至张北线南面一线以北地区撤退。

事后，土肥原得意地向在北平的日本使馆参事官若杉要说，所谓“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就是秦德纯口头答应了他提出的6项“特别期待事项”。

经过谈判，中方被迫接受了日本所提的所有条件，签订了《秦土协定》：撤换与张北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向日军道歉，并担保日本人今后可在察哈尔省自由来往，取消察哈尔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从该区撤出，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等。

《秦土协定》签订后，宋哲元部队从长城以北撤出，向北平方向集结。《秦土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哈尔省疆土的70%到80%。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秦德纯为协定达成发表书面谈话称：关于张北事件，“余奉中央电令，秉承军分会进行交涉”，已圆满解决。其中经过，随时请示中央，完全依照中央回训办理，余惟尽地方当局本分内所应尽之责任而已”。

土肥原对中日记者发表谈话，得意洋洋地称赞察省当局的合作。其实，秦德纯只不过是卖国外交小经纪人，而蒋介石、汪精卫则是大老板，土肥原的真正合作者是他们。

《秦土协定》签字后，梅津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立即先后发表声明，逼迫南京对6月9日的备忘录给予书面答复，要求必须在全国清除“排日”活动，于是南京政府再次向日本妥协。

首先，进一步调整河北省、天津市机构，以商震为河北省主席，程克为天津市长。其次，何应钦于7月6日致函梅津：“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这样，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钦的备忘录，与7月6日何应钦的这封回函，便构成了一份完整的南京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换文，人们通常称其为“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是蒋汪政府对察哈尔省、华北地区的主权又一次大拍卖。

第二十九军

《秦土协定》签订后，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从察哈尔省撤出，移驻河北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赵登禹率一三二师撤出张北时，当地各界人士为部队送行，赵登禹临行发表演说道：“我深知，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怎么去做。”同年12月，关东军以中方不履行《秦土协定》为借口，令李守信的伪军打头阵，占领了察北六县，张北人民开始了在日伪长达十年的统治下的艰难生活。有学者认为，《秦土协定》彻底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想法，事后他说：“盖我处被动地位，而彼得寸进尺”，“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协定签署后的当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介石解释。蒋介石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德纯大加慰勉。在日本投降后，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审，秦德纯作为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世。

通过《秦土协定》的签订可以看出日本为了窃取领土，可以借用任何借口，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过于衰弱加上政府腐败无能，无力回击日本的各种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