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间选择其实是很狡诈的，在一年前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实施所谓的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而整个中原的新军阀大混战直到11月4日才彻底消停，以阎锡山、冯玉祥宣布取消“太原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和分别下野为标志。在这次战争中，双方伤亡约30万人，耗费军费达5亿元之巨，战火波及20多个省以致民不聊生，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几乎都是精疲力尽，间隔仅仅十个月以后，至少在蒋介石看来，确实无力再与日本一战。

同时在军阀混战期间，闽赣苏区的红军也趁机得到了较大发展，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已经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加上不久后起义改编的红5军团，兵力达到70000余人，根据地拥有15座县城和250万余人口，对南昌和整个华东地区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了相当威胁，这也是蒋介石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中原大战结束后，他把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交给张学良，一方面是需要兑现承诺，其实另一方面也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蒋系军队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最大动员能力不过60万人，其中黄埔系军队不过40万人，余皆为附庸的杂牌军，比如韩复榘、石友三、杨虎城等等，战争中伤亡却高达10万人，损失也算惨重。彼时中德军事合作也没有开始，国军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德式师，武器装备水平远远不如六年后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更重要的是，一帮地方军阀仍然与南京政府离心离德，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日本陆军经过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大正裁军后，总兵力总兵力尚有17个常设师团25万余人，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扩充到30余万人，并且拥有大批训练充分的预备役兵员，海空力量更是碾压南京政府军。所以面对日军的挑衅，内外夹攻的蒋介石喊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中心思想还是要先消灭红军和压服各地方实力派，同时要求张学良尽量和日本人周旋而不是“刺激对方”，也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态度比较暧昧。

实际上，蒋介石也不是傻子，深知中日早晚一战，他需要备战的时间。具体到行动上，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把陆军大学从北平迁到南京，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开始整理军队和扩充军备，按照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的提议，准备组建60个国防师（调整师），开始大批进口德国的武器装备和编练新军，另外还修筑了一批国防工事，华东华北均有之。

仅截止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就进口了轻武器二四年式毛瑟步枪10000支（含一亿发子弹）、ZB26轻机枪5000挺、M1932型驳壳枪5000把（含500万发子弹），20门37mm战防炮、迫击炮240门及其他若干单兵装备。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差距在于，日本可以自己生产大部分重武器和几乎所有轻武器，而国民政府只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太大。

第一批组建和训练的“德式师”本来包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87师和第88师约60000人，而这三支部队始终留驻在京沪地区没有投入江西作战，对日防御的意图非常明显。只有宋希濂第36师开到了江西（前两个师的补充团合编而成）。即便如此，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也仅完成了20个调整师的编组，武器装备的进口也没有按计划进行，又爆发了陈济棠、白崇禧联手反蒋的“两广事变”，折腾到12月中旬，再爆发西安事变，蒋系势力疲于奔命。

如此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虽然网络上流传国民政府的纸面兵力为49个军、182个师约180万陆军，但那只是理论上的数字，有些军队南京政府是根本指挥不动的。根据军政部的统计，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是步兵80个师、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另有9个独立旅和16个独立团，总兵力不足100万人。海军舰艇120余艘，总排水量约11万吨，空军在纸面上拥有飞机600余架，但能够投入作战的仅仅是305架。

比较要命的是，南京政府还没有真正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征兵制度，各地区各部队仍然是自行其是的募兵制，也就是当兵吃粮本着自愿的原则，因此中国当时严重缺乏后备兵员。除了180万现役部队、100万可战之兵外，仅有的后备兵源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才征召的50万名壮丁，这么点补充力量，全面战争开打用不了三个月就得消耗殆尽，然后就只能强征毫无军事训练的壮丁了。

反观日本方面，为了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和扩大对华侵略战争，日本军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就制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准备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五年间，将陆军兵力扩大到40个师团，所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军队正在努力扩充之中。彼时现役陆军为38万人，事变爆发后立即停止当年义务兵复员，而新的义务兵又已入伍，兵力遂迅速增至51万人。

由于长时间实行征兵制度，其储备的预备役兵员有738000人，后备役879000人，第一补充兵1579000人，第二补充兵90500人，其兵役制度和人口基数决定着，一旦进入全面战争，日本的可动员人口可达1000万人，并且其中大部分经过军事训练（法律规定青年男子必须服两年兵役）。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的人口总数是日本的四倍，然而能够动员的后备兵反而少于日本，这就是本质上的差距。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海军的真正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舰艇总数量为285艘，总排水量则达到了1153000吨，因为人家许多是大型舰船，总排水量是中国的105倍！陆军和海军航空兵拥有的作战飞机总数量为2800余架，是中国空军的9倍多。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兵员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差别之外，中日两军最大的差距其实是整体素质。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战时大本营对陆海军的指挥具有绝对权威，军官全部经过军校的教育，士兵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还有所谓“武士道”精神的支撑，所以日本军队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军力强悍的武装集团之一。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评价说：“其能征惯战之精神为世界各国军队首屈一指”，所以日寇一个联队，在战争初期经常可以击败国军的一个师。

而南京政府真正掌握的“中央军“是多少呢？只有70个师，其中仅有40个师是以黄埔系军队发展起来的，能够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另外30个师都属于北伐期间、中原大战期间收编的旁系部队，装备和战力都很欠缺。而其他杂牌部队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是不那么灵光的，因此就军队整体而言：无论就编组、训练、装备和补给任何一方而言，都是杂乱无章的，综合战斗力远远落后于日军。

事实就是如此，如果军事知识足够的话，综上很容易可以得出结论：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艰苦和卓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