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威逼南京。国民党蒋介石在1800多公里长的长江沿线部署重兵，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其中在海军布防方面，将长江至九江分为五个防区，第二舰队担负江阴至九江的江防。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逼迫和推动下，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斗争日益激烈。在第二舰队的舰长和军官中，部分属于青岛系，大多数属于福建系。早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蒋介石就极力排挤福建系，通令海军司令陈绍宽下台，先后任命自己的宠将陈诚和桂永清担任海军要职。桂永清在出任海军总司令之后，极力拉拢其他派系来排挤福建系。因此，福建系官兵怨声载道，一部分离开海军，一些人转向共产党。
在国民党海军内部离心离德的情况下，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政治攻势，着手策动第二舰队起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中共中央驻沪地下党组织派林亨元去找在上海任《中国海军》月刊社社长的郭寿生，要他去做好友林遵的工作，动员林遵率第二舰队起义。林遵指派了舰队的总轮机长阙晓中作为他的代表，来往与上海与镇江之间，与郭寿生和上海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第二舰队参谋长欧阳晋也担任联络人。解放军“三野”派出孙克骥和杨进潜入镇江、南京和上海，直接参与组织指导起义。
在这些起义的海军中，“长治”舰曾先后进行了三次起义。
“长治号”是一艘日本制造的新型护卫驱逐舰，排水量达1350吨，装有火力十分猛烈的主炮和机关炮，抗战胜利后转归我国，是国民党海军中除“重庆号”外，航速最快、火力最强的军舰，也是当时国民党海军海防舰队的旗舰。
据当时任地下党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的周克时说，朱副舰长讲：“长治号”上曾发生过两次士兵的骚动，都被镇压下去了。在“重庆号”、“永兴号”起义失败后，国民党特别加强了对军舰的控制和警戒。为此，当局特别调来了一批山东籍军官，掌握了军舰上的一切重要部门，控制了整个局面。这使得舰上面绝大部分的福建籍士兵更加受压，双方情绪更加对立，矛盾十分尖锐。中共我党不可能对这批军官进行策反，所以，决定走组织下层士兵进行起义之路。
早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就派党员王保鎏、陈建藩、林一慈打入敌海军，开展策动海军工作，并建立地下党海军支部。后与“长治号”上的进步水兵陈仁珊建立了关系。随之在军舰上建立了由陈仁珊、林寿安、李春官组成的水兵三人小组。
陈仁珊是枪炮下士，身材魁梧，为人慷慨仗义，很有魄力，和士兵有着广泛的联系。林寿安是枪炮上士，为人机智多谋。而李春官是个帆缆上士，曾到过解放区，政治上坚定地靠近共产党。陈仁珊由陈建藩发展入党，要他独立负责领导起义。其他两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由于都出身贫苦农民，对国民党的统治早有不满，思想进步，都有着参加共产党的要求。
“长治号”起义由周克时直接部署，由王正、陈建藩两人协助。他们一起研究了形势，充分估计了反动军官控制下的严峻局面，决定起义的方针是准备“流血起义”。
“长治号”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下半年在青岛地区第一次起义，但是被舰上特务分子发觉，20多名革命同志被捕而告失败。第二次是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4月间，也是因被特务发觉而失败，但起义策划组织未受损失。解放军渡江时，“长治号”三人小组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目前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决定先随国民党军队撤离吴淞口。
上海解放后，“长治号”泊于浙江定海，担任国民党海防舰队的旗舰。此时，下士陈仁珊利用机会秘密串联，迅速在士兵中建立单线联系的一个个“三人小组”，逐步发展了43名士兵，由他们三人分别联系，逐渐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
八九月间，“长治号”在吴淞口外大矶山附近游弋，执行封锁吴淞口的任务。陈仁珊觉得这里离上海很近，正是行动的有利时机。这时，舰上的军官们乘机对渔民们敲诈勒索，激起了士兵们更大的不满。
9月19日午夜，士兵们在陈仁珊、林寿安、李春官等人的指挥下开始行动。陈仁珊迅速打开枪械库，分发了武器。起义士兵们将军官押到了舱底，按计划迅速占领了舰上的要害部门，起义很快取得了成功。
随后，“长治号”加足马力，向吳淞口全速前进。为了不致造成误会，“长治号”在进吳淞口时将主炮罩上炮衣，炮口向下，船樯上还挂上了白布。当军舰驶进吴淞口时，全舰士兵高呼：“解放军，我们是起义的！”
此时，敌人派来的飞机追了上来，并不断地扫射、轰炸。但轮机手和士兵们毫不畏惧，依然勇敢沉着地前进。当军舰驶到外滩码头时，陈毅司令员亲自来迎接。按照陈毅的安排，“长治号”立即开往南京，在南京燕子矶华东海军基地码头，解放军举行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仪式。
“长治号”起义以后，陈仁珊做了副舰长，其他起义人员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重用。后来，“长治号”改名为“南昌号”，加入了人民海军的序列，并作为华东海军第六舰队的旗舰。10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长治号”全体起义人员，称赞他们英勇的起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