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曾经直言不讳地说，韩国人非常的愚蠢，他们竟然放弃了汉字，不再使用汉字。汉字是连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一种方式。可是他们却放弃了。

这个标题在网上流传多年，听起来很刺耳，也很容易抓住眼球。不过真要较真，目前公开资料里并没有找到巴菲特本人在正式采访、股东大会或公开信中说过这段话的可靠出处。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种借巴菲特之名包装出来的评论，而不是可以直接当作原话引用的史实。

可是，话虽然未必出自巴菲特，里面牵出的韩国去汉字化问题，却不是空穴来风。韩国近现代文字政策的转向，确实给今天的韩国社会留下了不少后遗症。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成“韩国人要不要学汉字”，它背后牵着民族身份、教育普及、古籍传承和东亚文化共同记忆，越往深处看，越能看出其中的别扭。

1945年之后，韩国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社会上急切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语言和文字最容易被拿来当旗帜，所以韩文被推到国家建设的中心位置，并不难理解。1948年，韩国制定《韩文专用法》，规定公文原则上使用韩文，必要时可以并用汉字。这个口子当时没有完全关死，但方向已经很清楚，公共行政、学校教育、报刊出版都开始向韩文专用靠拢。

站在当时的韩国看，韩文专用有它的现实好处。韩文是表音文字，学习成本低，有利于提高识字率，也方便战后混乱时期快速建立行政体系。对于一个刚从殖民阴影中走出来的国家来说，用自己的文字来增强凝聚力，也算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问题在于，文字政策最怕走到另一头，把“重视韩文”变成“排斥汉字”，把工具选择变成文化切割。

到了朴正熙时期，韩国去汉字化明显加速。公文、教材、媒体里的汉字越来越少，学校教育中汉字的地位被压缩。后来韩国并不是完全不教汉字，中学阶段也曾恢复过基础汉字教育，但对于许多七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汉字已经从日常阅读中退了出去，变成一种考试、专业、古籍研究才会碰到的东西。

韩文只表音，不直接表义，而韩语里大量词汇来自汉字词。同一个读音，背后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汉字和意思。平时聊天靠上下文还能猜，可到了法律、医学、新闻、学术这些需要精确表达的场景，单靠发音就不够用了。韩国现行法律仍然规定，公共机构公文原则上用韩文书写，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用括号标注汉字或外文。这个规定本身就说明，汉字在一些关键位置仍然有消除歧义的作用。

更绕不开的是历史文献。《朝鲜王朝实录》记录了朝鲜王朝四百七十多年历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样一部韩国自己极为珍视的历史档案，核心文本却长期使用文言汉文。普通年轻人如果几乎不识汉字，面对这些典籍就只能依赖现代译本和专家解释。一个国家的年轻人读不懂祖先留下来的大量原始文献，这种断层并不是一句“现代化需要”就能轻轻带过的。

韩国现在重新讨论汉字教育，也不是偶然。2026年4月，韩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围绕学生识字能力下滑展开讨论，韩媒报道提到，加强汉字教育、在教材中加入汉字注释，都被放进了研究范围。支持者认为，懂一些汉字能帮助学生理解词义结构，不至于把大量汉字词当作纯粹的发音符号死记硬背。反对者则担心增加学生负担，甚至刺激课外补习。这场争论一来一回，其实正说明韩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摆脱汉字，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相处方式。

从东亚范围看，汉字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文字。日本至今保留汉字，越南历史上也长期使用汉字和喃字，韩国古代制度、史书、医学、地名、人名更与汉字有密切关系。汉字像一条旧河道，曾经把东亚许多知识、制度、礼仪和书写传统连接起来。韩国当然有权选择韩文作为现代国家的核心文字，但若把汉字看成必须清除的东西，就等于把自己的一部分历史记忆也推远了。

所以，网传所谓巴菲特批评韩国“非常愚蠢”，这种说法本身并不严谨，也不该拿来当证据。但它之所以会被反复传播，恰恰是因为很多人看到了韩国文字政策里的矛盾。韩文让韩国快速完成现代普及教育，汉字却承载着韩国理解自身传统、区分复杂概念、连接东亚文化的能力。前者不能否定，后者也不该被轻率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