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江阳码头的石阶被夕阳染成暗金色。一位须发花白的老人拄着竹杖，缓缓走向江边。江风拂过他布满皱纹的脸颊，吹动着身上洗得发白的青布直裰。远处青山在暮霭中渐渐隐去轮廓，眼前的江水滔滔东去，永不停歇。
老人凝望着江面，嘴唇微微颤动，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与这江水对话。良久，他轻轻吟出一阕《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仿佛每个字都浸透了数十载的风霜。码头上往来的船工、商贩并未特别留意这位普通老者——他们怎会想到，这个在泸州江阳码头上徘徊的身影，竟是曾经名动天下的状元郎，大明王朝最博学的才子杨慎。
而他此刻吟出的这阕词，将穿越数百年时光，成为后世传唱不衰的千古绝唱。
二十四岁夺魁首，春风得意正当时
杨慎出生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四川新都人。杨氏一门在当地颇有名望，其父杨廷和后来官至内阁首辅，是嘉靖朝前期的重臣。这样的家世，注定了杨慎从小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少年杨慎展现出的才华令人惊叹。据说他七岁便能作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青楼临大道，一上一回老”之句让许多宿儒拍案叫奇。更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诗文小道，对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尤其对历代兴衰之道有着超乎年龄的思考。
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的杨慎参加殿试。那一日的紫禁城太和殿前，聚集了天下最优秀的读书人。杨慎从容应对，策论中对时政的剖析鞭辟入里，文采斐然又不失稳重。当传胪官高声唱出“第一甲第一名，杨慎”时，这位青年才俊的人生达到第一个巅峰。
状元及第，翰林修撰，杨慎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在翰林院的岁月里，他与同年们吟诗作赋，探讨学问，参与编修《武宗实录》，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对他青眼有加，曾言：“吾诗文当让升庵（杨慎号）出一头地。”
若是人生就这样平稳走下去，杨慎或许会成为又一位官至高位、文集等身的文人官员。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在不经意间降临。
“大礼议”风波起，一朝跌落入尘埃
嘉靖三年（1524年），一场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事件，彻底改变了杨慎的命运。
事情起因于嘉靖皇帝的继位问题。正德皇帝驾崩无子，按照“兄终弟及”的祖制，其堂弟朱厚熜以兴王世子身份入继大统，是为嘉靖帝。即位后，嘉靖帝欲追封生父兴献王为皇帝，这引发了朝臣们的激烈争论。
以杨廷和为首的大多数朝臣认为，嘉靖帝既已承继大统，就应当以正德皇帝的父亲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为“皇叔父”。这背后不仅是礼法之争，更关乎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关系。
杨慎坚定地站在父亲一方。他联合同年好友、翰林院编修王元正等人，多次上疏力谏。七月十五日，杨慎慷慨激昂地对同僚们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随后发生了明代历史上有名的“左顺门事件”。杨慎、王元正等二百二十九位官员跪伏于左顺门外，哭谏不止，声震宫阙。年轻的嘉靖皇帝大怒，下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杨慎等一百三十四人被投入诏狱，遭受廷杖——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
明朝的廷杖足以致命。杨慎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杖毕已奄奄一息。然而这只是开始。嘉靖皇帝余怒未消，将杨慎削籍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
那一年，杨慎三十七岁。
从云端跌落泥淖，不过瞬息之间。离京那日，秋风萧瑟，曾经的同僚多不敢相送。只有几位挚友悄悄来到城郊，酒泪而别。杨慎回望京城巍峨的城墙，心中明白，此一去，恐怕此生难返。
万里南行路，何处是归途
从北京到云南永昌，直线距离超过两千公里，在明代交通条件下，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旅程。杨慎带着伤病之躯，开始了他的放逐生涯。
沿途所见，令这位曾经的状元郎感慨万千。过湖南时，他写下“洞庭秋水阔，南望一伤神”；入黔地，见山民生活艰辛，又有“野老无衣盖棕叶，山童不袜著蕉花”之句。这些诗篇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愁绪，更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图景。
嘉靖四年（1525年）春，杨慎终于抵达戍地永昌。当时的永昌地处边疆，瘴疠横行，文化落后。对一位自幼生长于书香门第、久居京华的文人而言，这里的物质匮乏还在其次，精神上的孤寂才是最难忍受的。
然而杨慎并未沉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天既赋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他把放逐当作另一种形式的“行万里路”，开始系统研究云南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在永昌和后来活动的昆明、大理等地，杨慎广泛结交当地文人、僧侣，甚至少数民族头人。他学习当地方言，搜集民间传说，考察古迹遗址。这些工作后来凝结为《滇程记》《滇载记》等著作，成为研究云南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慎在云南期间对南诏、大理国历史的研究。当时中原学者对这些边疆政权的历史知之甚少，杨慎通过实地考察、文献比对，梳理出相对完整的脉络。他在《滇载记》中详细记录了南诏王室的世系、大理国的兴衰，许多内容为后世史家所采纳。
这样的学术工作，需要克服多少困难？没有足够的书籍，他就靠记忆和向当地人请教；生活困顿，他靠教授学生、为当地官员做幕僚维持生计。有一次，他为了考证一个历史细节，徒步三百余里拜访一位隐士，途中险些坠崖。
江阳码头的一抹余晖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十一岁的杨慎已垂垂老矣。经友人帮助，他暂时离开戍地，寓居泸州。这时的他，已在云南度过三十五个春秋。
泸州江阳码头是长江上游的重要口岸，商船往来，人烟稠密。杨慎常来此散步，看江水东去，听船工号子。在这里，他能稍稍感受到中原的气息——毕竟，顺着这条江一直向东，就能回到故乡四川，回到他魂牵梦萦的京城。
但“回乡”已是奢望。嘉靖皇帝从未原谅当年左顺门外那些“哭谏”的官员，杨慎的放逐令也从未撤销。他曾多次申请赦免，甚至通过关系辗转上达天听，但得到的只有沉默。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杨慎再次来到江阳码头。三十五年的放逐生涯，像一幅长卷在脑海中徐徐展开：少年得志的荣光，左顺门前的慷慨，南行路上的艰辛，永昌戍所的孤寂，滇中风物的新奇，故园千里的思念...
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一个个历史场景涌上心头。他想起了三国时在此地发生的那些故事——诸葛亮平定南中，刘备白帝城托孤，还有那些在这条大江两岸演绎过悲欢离合的无数生灵。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这两句忽然跳入脑海。是啊，在这江边，有多少白发渔夫、樵夫，看惯了秋月春风的变换，看惯了王朝的更迭。个人的得失荣辱，在历史的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句自然流淌而出，仿佛不是他在创作，而是历史借他之口在诉说。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这样诞生了。没有刻意雕琢，没有华丽辞藻，只有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豁达。这阕词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打动后人，正是因为它超越了个人的悲欢，触及了人类对历史、对生命本质的共通感悟。
生前身后名，长江水长东
杨慎在泸州寓居不久，因当地官员告发，又被押返永昌戍所。嘉靖三十八年冬，这位漂泊一生的老人病逝于戍地，终年七十二岁。临终前，他嘱咐子孙将他的著作整理传世，却只字未提平反之事。
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其子隆庆帝即位，才为“大礼议”中被处罚的官员平反。此时距杨慎去世已八年。朝廷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算是给了这位状元郎最后的体面。
然而历史自有其评判标准。杨慎一生著述达四百余种，涵盖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学、金石学等多个领域，被后人誉为“明代第一博学者”。他在云南期间撰写的《南诏野史》《滇载记》等著作，开创了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他的诗词创作，尤其是放逐期间的作品，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那阕在江阳码头吟出的《临江仙》，更是成为千古绝唱。清初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时，将其作为卷首词，使其家喻户晓。当人们读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时，很少会想到，这雄浑苍凉的诗句，竟出自一位放逐边疆三十余年的老人之口。
杨慎的人生轨迹，不禁让人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是金榜题名、官居高位，还是在逆境中坚守自我、在困顿中创造价值？这位状元郎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在永昌的那些年，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杨夫子”。他开设学堂，教授子弟，将中原文化传播到边地；他研究地方史志，保存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地方文献；他与各族人士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理解与融合。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其意义或许不亚于在朝堂上的一番作为。
更难得的是，在漫长而艰苦的放逐生涯中，杨慎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他没有因境遇的变迁而怨天尤人，也没有为讨好当权者而改变立场。在给友人的诗中，他写道：“青山不改千年色，明月长悬万里心。”这“不改”的青山和“长悬”的明月，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
今天，当我们站在长江边，看江水滔滔东去，或许能稍稍体会杨慎当年的心境。每个人都会面临人生的起伏顺逆，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尊严、在困顿中寻找意义？
杨慎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达到的高度，也在于面对低谷时的态度。他失去了官位、名誉、自由，甚至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但他没有失去思考的能力、创造的热情和对知识的追求。生命的宽度和深度，有时恰恰在那些看似“失败”的经历中得以拓展。三十余年的放逐生涯，对个人而言是巨大的不幸，但对文化而言，却成就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成就了那些浸透人生况味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