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糖尿病和肝脏病是我国常见的慢性病，二者在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疗靶点等多方面存在着相互作用或互为危险因素，共同管理有利于减轻疾病负担。为助力我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事业发展，本刊携手CHESS肝脏健康联盟共同推出“糖肝共管”文献月评专栏，每月分享有关于糖尿病合并肝脏病的疾病机制研究、诊疗进展等相关文献，并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文献点评，希望为相关领域专家、研究人员及一线医务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和临床诊治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帮助。
本期“糖肝共管”文献月评将分享糖尿病及肝病相关的6篇临床研究文献。本期特邀点评专家：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王亮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映梅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吴东波教授。
点评专家
王亮教授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担任甘肃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健康管理研究会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硬化学组、药肝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委员，北京整合医学会肝脏临床病理学专委会常委，《肝博士》编委。
01 2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轨迹与肝脏相关事件风险的关系HbA1c trajectories and the risk of liver-related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eng N, Song SJ, Wang MY, et al. J Hepatol. 2026:S0168-8278(26)02662-0. doi: 10.1016/j.jhep.2026.06.029.
本研究旨在评估时间加权平均糖化血红蛋白A1c（HbA1c）、达到目标HbA1c所需时间、HbA1c变异性以及个体HbA1c轨迹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肝相关事件（LREs）之间的关联。研究纳入在2000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香港地区新诊断为T2DM的成年人队列。通过时间序列聚类分析确定了各患者的HbA1c轨迹，并在英国生物银行中进行外部验证。利用香港全境队列中的特异性病因风险模型，以非肝相关死亡为竞争风险因素，估计其与LREs的关联。结果表明，在T2DM患者中，时间加权平均HbA1c、良好血糖控制的累积时长、HbA1c变异性及趋势均与LREs相关。快速下降趋势可能有助于降低高基线HbA1c患者的LRE风险。
在共纳入的294 096名患者中（平均年龄60.6岁，男性占50.6%），有3 438人（1.2%）在中位随访7.4年（四分位距：4.5~10.0年）后发生LREs。较高的时间加权平均HbA1c（调整后的特异性病因危险比[aCSHR]每增加1%，增幅为1.12，95%CI：1.08~1.16，P<0.001）和较大的HbA1c变异性与更高的LREs风险相关；而HbA1c<7%的时间越长则与较低的风险相关（aCSHR每年降低0.95，95%CI：0.93~0.96，P<0.001）。识别出三种血糖趋势：快速下降（n=43 712；14.9%）、轻度下降（n=114 413；38.9%）和上升（n=135 971；46.2%）。与快速下降趋势相比，轻度下降（aCSHR 1.30，95%CI：1.13~1.50，P<0.001）和上升（aCSHR 1.37，95%CI：1.16~1.61，P<0.001）趋势的患者风险更高。与基线HbA1c<7%且呈轻度下降趋势的患者相比，基线HbA1c≥9%且呈轻度下降（aCSHR 1.27，95%CI：1.08~1.50，P<0.001）或上升（aCSHR 1.84，95%CI 1.45~2.34，P<0.001）趋势的患者LRE风险更高；而快速下降趋势则未显示显著更高的风险（aCSHR 1.05，95%CI：0.90~1.22，P=0.57）。
T2DM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与肝相关事件（LREs）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在这项针对294096名新诊断T2DM患者的全国性真实世界队列研究中，平均糖化血红蛋白（HbA1c）较高、累计暴露于高HbA1c以及HbA1c波动性较大的患者，其发生LREs的风险更高。在基线HbA1c≥9%的患者中，HbA1c快速下降的趋势与较低的LREs风险相关；与基线HbA1c<7%且HbA1c呈轻度下降趋势的患者相比，无统计学显著差异；而基线HbA1c≥9%且HbA1c呈轻度上升或下降趋势的患者，则与更高的LREs风险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新诊断T2DM患者若血糖控制迅速，可能有助于降低LREs风险；对于出现轻度下降或上升趋势的患者，应持续进行密切监测并加强干预措施。
点评
本研究基于香港CDARS数据库，纳入294096名新诊断T2DM患者，中位随访7.4年，首次系统比较了四种血糖评估指标对肝脏事件（肝细胞癌、肝功能失代偿、肝相关死亡）的预测价值。研究发现：基线HbA1c≥9%的患者中，若后续轨迹为快速下降型，其肝脏事件风险与基线<7%者相当；而轨迹为轻度下降或上升者，风险分别增加27%和84%。“起点高”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快速下降”；“起点高”加上“下降缓慢甚至上升”，则构成最高风险组合（10年累积发病率达2.10%）。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T2DM诊断后前5年的血糖变化轨迹，比单次基线值更能预测远期肝病结局，强调“黄金五年”早期强化干预的意义；两条相同的平均HbA1c背后，可能隐藏着截然不同的预后，轨迹分析为个体化风险分层提供了更精准的工具；实现快速下降的患者更多在诊断时即启用了二甲双胍和胰岛素，提示对于基线HbA1c≥9%的新诊患者，早期联合或胰岛素强化治疗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肝病自然病程。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该队列使用ICD-9-CM编码识别MASLD，远低于流行病学调查中T2DM患者约70%的患病率，导致无法进行MASLD亚组分析；纳入期为2000-2016年，SGLT2i、GLP-1 RA等具有独立肝脏获益的新型药物使用较少，结论在当代人群中的适用性有待验证；BMI缺失比例较高，无法完全排除饮食、运动等未测量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
未来研究需在通过影像学或活检明确MASLD分期的人群中复现研究结论。同时，亟需探究SGLT2i、GLP-1 RA的使用是否改变血糖轨迹与肝脏事件的关联。针对“上升型”或“轻度下降型”高危患者，随机对照试验能否证实强化干预的肝脏获益？
02 整合脂代谢和肥胖指数以提高2型糖尿病患者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的风险分层：甘油三酯-葡萄糖体重指数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临床应用及相互作用Integrating lipometabolic and adiposity indices to enhance risk stratification for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in type 2 diabetes: clinical utility and interplay between triglyceride-glucose body mass index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Yang Y, Qu X, Shi M, et al.Cardiovasc Diabetol. 2026. doi: 10.1186/s12933-026-03272-3.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肝病（MASLD）显著加重了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预后。本研究旨在利用数据驱动的特征选择方法，比较与MASLD相关的代谢及肥胖指标，并在不同人群中验证一个简洁的风险模型。结果表明，通过数据驱动的特征选择方法筛选出的TyG-BMI，可能成为T2DM患者预测MASLD的实用候选指标。TyG-BMI与LDL-C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联合评估这两种因素有助于进一步细化MASLD的风险分层。所构建的简洁模型为亚洲人群早期MASLD风险分层提供了一种高效、无创的工具。
研究纳入来自WMU队列（发现）的449名T2DM患者和来自日本NAGALA队列（外部验证）的306名患者。采用两阶段数据驱动特征选择框架（Boruta和LASSO），识别出一个简洁的双变量标志物（TyG-BMI和SGLT2i）。基于这些结果，优先评估TyG-BMI。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和受限立方样条分析评估其相关性和剂量-反应关系，并进一步探讨TyG-BMI与LDL-C之间的乘积与加法交互作用。临床实用性通过AUC、NRI、IDI和决策曲线分析进行评估。
Boruta算法将TyG-BMI列为MASLD分类中重要性最高的特征。随后，通过使用1个标准误差准则（λ1se）的LASSO回归分析，发现了一个简洁的两变量特征组合，包括TyG-BMI和SGLT2i。在WMU队列中，TyG-BMI与MASLD存在显著关联（T3 vs. T1：OR=7.36，95%CI ：3.89~13.94），并表现出显著的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0.001）。将TyG-BMI纳入基线模型后，模型的区分性能得到提升（AUC从0.7288提高至0.7920），且连续再分类能力也有所改善（NRI：0.6088，P<0.001）。DCA和校准图进一步证实了其较高的临床净收益和准确性。此外，TyG-BMI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之间还观察到显著的协同作用。
点评
本研究基于中国（WMU）和日本（NAGALA）两个T2DM队列，通过数据驱动的特征筛选方法（Boruta算法与LASSO回归），系统比较了十余种代谢与肥胖相关指标对MASLD的预测价值。结果显示，TyG-BMI在多种算法中一致性最优，被识别为关键预测指标。在WMU队列中，TyG-BMI最高组相比最低组，MASLD风险增加7.36倍，且呈显著的线性剂量-反应关系。值得注意的是，TyG-BMI与LDL-C之间存在协同交互效应：两者同时升高时，约51%的MASLD风险可归因于其联合作用，提示联合评估TyG-BMI与LDL-C能更精准地识别高危人群。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既往研究多凭经验预设指标，本研究首次将Boruta与LASSO平行应用于MASLD候选指标筛选，让数据“说话”。两种方法一致选中TyG-BMI，增加了结论的可信度。既往研究多孤立分析单个指标，本研究突破性地通过相乘和相加交互作用分析，揭示了“胰岛素抵抗-肥胖复合负担”与“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质谱”之间的协同致病效应，为MASLD的“多重打击”理论提供了流行病学层面的量化支持。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TyG-BMI仅需空腹血糖、甘油三酯和身高体重三项常规检查即可计算，低成本、易获取、可推广。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横断面设计，因果关系无法推定，TyG-BMI与MASLD的关联虽强且稳健，但无法确定孰因孰果，也无法排除“MASLD本身加重胰岛素抵抗”的反向因果。腹部超声对轻度脂肪变性（<20%）敏感性较低，可能导致部分低TyG-BMI者的轻度MASLD漏诊，使观察到的关联可能被高估。超声亦无法精确量化肝脏脂肪含量。SGLT2i和GLP-1 RA不仅改善血糖，还兼具减重和改善肝脏脂肪的效应，可能影响TyG-BMI与MASLD的关联强度。
需开展纵向研究评估基线TyG-BMI对远期肝脏事件（肝纤维化进展、肝硬化、肝癌）的预测价值。采用更精确的脂肪定量手段重新评估TyG-BMI的诊断效能。针对高TyG-BMI的T2DM患者，强化减重联合调脂治疗能否降低MASLD发生风险？探索将TyG-BMI与FIB-4、NFS等纤维化标志物联合，构建覆盖“脂肪变-纤维化”全程的风险预测模型。
点评专家
唐映梅教授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内科主任。担任云南省医院协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女医师协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分会胆胰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委员会神经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外科分会神经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高原消化协作组组员。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肝病学组常委，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消化内科），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云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消化病学博士导师团队带头人，云南省自身免疫性肝病基础与临床研究高校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
03 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在预测2型糖尿病合并代谢功能障碍性脂肪肝患者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中的预测价值：来自两项队列研究的证据Predictive significance of triglyceride-glucose index in forecasting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among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with co-existing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MASLD): evidence from two cohort studies.
Xu J, Zhao J, Dai Z, et al.Cardiovasc Diabetol. 2026. doi: 10.1186/s12933-026-03259-0.
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是评估2型糖尿病（T2DM）或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患者心血管风险及胰岛素抵抗（IR）的重要标志物。然而，TyG在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的患者中的预后意义尚未得到充分阐明。本研究旨在探讨TyG与同时诊断为T2DM和MASLD患者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s）之间的关联。本研究证实，在温州队列中，T2DM及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中的TyG与ACM和MACE存在强相关性，且TyG与ACM的关系已在NHANES队列中得到独立验证。
本研究为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019~2022年间在温州医院确诊为T2DM和MASLD的1021例患者。为探究TyG与全因死亡率（ACM）或MACEs等结局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分析。此外，还对不同人口学和临床亚组进行了分层分析，以评估结果的一致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讨体脂率指数（BRI）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可能的中介作用。对1999-2018年NHANES研究中的一组1343名个体进行了平行的队列分析。
在53.4个月的中位随访期间，共记录到62例ACM和101例MACE。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高白蛋白尿（TyG）显著与死亡风险增加（HR=1.85，95%CI：1.25~2.73）以及MACE发生率升高（HR=1.71，95%CI：1.26~2.33）相关。亚组分析表明，TyG与MACE风险之间的关联在60岁以下人群中更为显著。中介分析结果显示，eGFR在TyG对ACM的影响中占总效应的8.8%，对MACE的影响中占10.6%。BRI在TyG对ACM影响的总效应中贡献了6.2%。将TyG纳入传统风险模型后，预测准确度显著提高。
点评
该研究聚焦于TyG指数在T2DM合并MASLD这一共病群体中对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s）及全因死亡（ACM）的预测价值，选题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研究采用温州医院1021例患者的回顾性队列作为发现队列，并以NHANES 1999-2018中1343例患者作为外部验证队列，双队列设计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主要发现包括：高TyG水平与ACM（HR=1.85）和MACEs（HR=1.71）显著相关，且在<60岁人群中关联更强；中介分析揭示eGFR和身体圆度指数（BRI）分别介导了TyG对ACM/MACEs和ACM的部分效应（8.8%~10.6%）；将TyG纳入传统风险模型后预测准确性显著提升。
研究亮点：（1）双队列设计提供了内部验证和一定程度的外部推广性；（2）中介分析探索了TyG影响预后的潜在通路；（3）通过亚组分析识别了年龄相关的效应修饰作用。
局限性：（1）温州队列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选择偏倚和残余混杂难以完全排除；（2）TyG截断值缺乏明确的临床界定，难以直接指导临床实践；（3）横断面数据采用中介分析，且研究中使用的 eGFR 和 BRI 数据为基线测量，无法严格证明“先有 TyG 升高，后有 eGFR 下降”的时间先后顺序，无法得出确切的因果关系；（4）NHANES队列仅验证了ACM关联，MACE关联未获外部验证。（5）总体而言，该研究为TyG指数在T2DM合并MASLD患者中的风险分层价值提供了新的证据，但距离临床应用仍需前瞻性研究和明确切点的确立。
04 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与2型糖尿病合并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严重不良肝脏结局的关系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 and Incident Major Adverse Liver Outcomes in People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Maier GA, Hofmann RA, Roden M, et al.2026. doi: 10.1111/dom.71023.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的治疗选择有限。尽管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和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可改善心血管结局，但其对肝脏相关结局的比较疗效仍不明确。本研究比较了GLP-1RA与SGLT-2抑制剂在MASLD合并T2DM患者中的主要不良肝脏结局（MALO）、肝硬化及全因死亡率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与SGLT-2抑制剂相比，GLP-1RA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合并T2DM患者中，与发生MALO和肝硬化的潜在风险降低有关，提示该类药物在本人群中的肝脏特异性结局可能具有治疗优势。
这是一项主动对照、新用户队列研究，采用德国（2005~2024年）的医保数据，纳入45256名MASLD合并T2DM患者。GLP-1RA的新使用者（n=9993）和SGLT-2抑制剂的新使用者（n=35263）通过匹配权重进行加权。主要结局为MALO，次要结局包括各MALO亚组事件（失代偿事件、肝移植、肝细胞癌）、肝硬化及全因死亡率。使用加权Cox比例风险模型及其95%置信区间（CI）评估危险比（HR）。在超过中位4.3年的随访期间，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的新使用者患MALO（多发性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较低（HR0.91，95%CI：0.78~1.07）。该关联在治疗期间的分析中更为显著（HR 0.78，95%CI：0.58~1.03），且在仅纳入首发医院诊断病例时也表现出更强的趋势（HR 0.77，95% CI：0.56~1.07）。此外，在肝硬化（HR 0.88）、失代偿事件（HR 0.91）、肝细胞癌（HCC，HR 0.76）方面也观察到益处，但全因死亡率（HR 1.04）未显示明显优势。
点评
该研究利用德国2005-2024年医保数据，对照新用药者队列设计，比较了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与SGLT-2抑制剂在MASLD合并T2DM患者中对主要不良肝脏结局（MALO）的疗效差异，共纳入45256例患者（GLP-1RA组9993例，SGLT-2i组35263例），样本量大且采用匹配权重法控制混杂。
主要发现：在4.3年中位随访期内，GLP-1RA组MALO风险降低9%（HR 0.91, 95%CI 0.78-1.07），虽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按治疗分析显示出更强的保护趋势（HR 0.78, 95%CI 0.58-1.03），且以主要诊断住院为结局定义时效应更显著（HR 0.77）。在次要终点方面，肝硬化（HR 0.88）、失代偿事件（HR 0.91）、肝细胞癌（HR 0.76）均呈一致的保护性趋势，而全因死亡率无差异（HR 1.04）。
研究亮点：（1）文中采用了大样本真实世界数据，并且采用匹配权重法控制混杂；（2）新用药者设计避免了流行病例偏倚；（3）多种敏感性分析（按治疗分析、住院诊断主位分析）增强了结果稳健性。
局限性：（1）主要终点未达统计学显著性，结果应视为趋势而非确定性结论；（2）医保索赔数据缺乏BMI、肝酶、FIB-4、影像学和病理学等信息，无法评估MASLD严重程度和纤维化分期；（3）残余混杂（如用药依从性、生活方式因素）无法完全排除；（4）无法区分GLP-1RA的具体药物种类和剂量，不同药物间可能存在异质性。
该研究为GLP-1RA在MASLD合并T2DM患者中的肝脏保护作用提供了真实世界证据，支持其潜在的肝脏获益趋势，但尚需更多随机对照试验提供确定性结论。当前结果表明，在已具备GLP-1RA适应症（血糖控制/减重/心血管保护）的MASLD患者中，可将其作为优先选择的药物之一，但不应仅以肝脏获益作为启用GLP-1RA的唯一理由。
点评专家
吴东波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博士，临床医学博士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卫生健康英才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担任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感染诊断技术学组组员，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攻关协作组委员，四川省医学会感染病学专委会秘书，四川省医学会罕见病专委会青年委员，四川省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分会委员兼秘书，北京整合医学学会酒精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成都市生物医学信息学会监事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省科技厅课题2项、博士后基金3项。研究兴趣方向：疑难肝病及感染性疾病，特别是肝脏免疫与肝脏病理。
05 成人发病型糖尿病的亚群：胰岛素抵抗与缺乏进展及其与肝脂肪变性和纤维化关联的前瞻性随访研究Subgroups of Adult-Onset Diabetes: A Prospective Follow-Up Study of Progression of Insulin Resistance and Deficiency and Association With Liver Steatosis and Fibrosis.
Laitinen A, Käräjämäki A, Käräjämäki AJ, et al.Diabetes Obes Metab. 2026 doi: 10.1111/dom.70983.
为评估糖尿病中胰岛素缺乏和胰岛素抵抗的进展情况、基于聚类的亚组划分稳定性，及脂肪性肝病（SLD）、肝纤维化（LF）与组织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联。研究纳入了来自区域糖尿病登记册在确诊后3年内以及2至10年后接受了实验室检查的参与者（n=547）。其中一部分人（n=194）接受了静脉注射胰高血糖素-胰岛素耐量试验和弹性成像检查。结果表明，应在诊断后尽早进行亚组分析，因为病情较重的表现特征会随着时间（或治疗）推移而减轻。评估LF的风险时，应不局限于BMI，还需结合胰岛素抵抗程度进行判断。
整个队列在注册与4.6[2.8]年随访之间出现较小变化（BMI：-0.9[2.6] kg/m²，HbA1c：+0.1[0.7]%，+1.0[8.0] mmol/mol，HOMA2-B：-2.5[35.9]，HOMA2-IR：-0.1[1.1]；P<0.001）。总体而言，各亚组间的差异逐渐减小，以胰岛素缺乏或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小组中差异小于25%，而肥胖和年龄相关亚组中的差异则超过76%。HOMA2-IR显著下降，但仍保持在最初被归为胰岛素抵抗组中最高的水平。在整个队列中，SLD 主要与 BMI 相关，而 LF 与肝脏（HOMA2-IR：OR 3.90，,95%CI：2.05~7.42）和脂肪组织（1.14，1.06~1.22）的胰岛素抵抗以及肌肉（0.33，0.17-0.64~）的胰岛素敏感性相关。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后，各亚组之间的 SLD/LF 没有统计学差异。
点评
该研究是基于ANDIS五亚型分类体系开展的前瞻性随访，为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异质性研究提供了关键的纵向证据。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三方面：（1）前瞻性证实SIDD与SIRD亚组在长期随访中极不稳定（分别仅13%与21%维持原分组），而MOD与MARD亚组相对稳定，提示以胰岛素缺乏或抵抗为特征的"极端"表型易受治疗干预影响而趋于"中庸"，强调聚类分析应在诊断早期进行。（2）研究突破BMI中心论，揭示肝纤维化与肝脏、脂肪组织及肌肉胰岛素抵抗均存在独立于体重或肝脂肪变性的关联，为理解糖尿病合并肝纤维化的多组织病理生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3）通过对比空腹HOMA指数与静脉胰高血糖素-胰岛素耐量试验，指出HOMA2-IR主要反映肝脏而非肌肉胰岛素抵抗，提醒临床在解读该指标时注意组织特异性。
然而，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SIDD组样本量过小（n=16），统计效力不足；中位随访4.6年对于肝纤维化这一慢性进展结局而言仍显短暂；研究未能系统追踪随访期间降糖方案的变化，难以完全区分自然病程与治疗效应。未来研究应延长随访周期、扩大样本量，探索基于早期亚型分层的精准干预策略，以验证该分型体系指导临床决策的实际价值。
06 空腹胰高血糖素与胰高血糖素-丙氨酸指数在2型糖尿病日本患者中与肝脂肪变性和肝硬化的关系Associations of Fasting Glucagon and the Glucagon-Alanine Index With Hepatic Steatosis and Liver Stiffness in Japanese Individuals With Type 2 Diabetes.
Hattori T, Hamaguchi M, Hashimoto Y, et al.Diabetes Obes Metab. 2026. doi: 10.1111/dom.70854.
在T2DM中，肝脏对胰高血糖素作用的障碍（肝胰高血糖素抵抗）可能干扰肝-α细胞轴。本研究探讨了空腹胰高血糖素水平及改良型胰高血糖素-丙氨酸指数（GAI）与日本T2DM患者影像学显示的肝脂肪变性和肝硬化程度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在患有T2DM的日本人群中，空腹胰高血糖素水平较高以及改良型GAI较高与影像学评估的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增加相关。空腹胰高血糖素水平较高还与肝硬度增加相关。这些横断面研究结果与肝细胞胰高血糖素抵抗或肝-α细胞轴功能紊乱相一致，但尚不能证实上述情况。
这是一项基于KAMOGAWA-DM队列基线数据的横断面分析。在测量空腹胰高血糖素的T2DM患者中，经排除后纳入46名受试者。通过腹部超声检查并采用肝脂肪变性评分评估肝脂肪变性，利用剪切波弹性成像（E值，kPa）量化肝硬化程度。空腹胰高血糖素使用Mercodi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改良型GAI计算公式为：空腹胰高血糖素（pmol/L）×丙氨酸（任意单位），并进行对数变换（底数=10）以供分析。进行了组间比较、相关性分析和探索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分析。
23名受试者患有MASLD，另有23名未患病。空腹胰高血糖素水平和GAI在MASLD组显著升高，而仅丙氨酸在各组间无显著差异。对数变换后的空腹胰高血糖素和对数变换后的GAI与超声肝脏脂肪变性评分呈正相关；对数变换后的空腹胰高血糖素也与肝硬度呈正相关。在探索性ROC分析中，对数变换后的空腹胰高血糖素临界值为1.511时，灵敏度达82.6%，特异性为65.2%；对数变换后的GAI为4.036时，灵敏度为73.9%，特异性为81.8%，可用于区分MASLD。
点评
该研究从肝-α细胞轴的病理生理视角出发，探讨了空腹胰高血糖素及改良胰高血糖素-丙氨酸指数（GAI）与日本T2DM患者肝脂肪变性及肝硬度的关联，为糖肝共病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横断面证据。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1）在东亚人群中验证了空腹胰高血糖素与影像学肝脂肪变性评分及肝硬度的正相关关系，支持"肝胰高血糖素抵抗"及肝-α细胞轴紊乱假说，即肝脏对胰高血糖素反应性降低导致氨基酸清除障碍，进而反馈性刺激α细胞分泌。（2）改良GAI对MASLD显示出较好的鉴别效能，提示其作为无创筛查标志物的潜在临床应用价值。再次，研究将代谢组学技术与传统内分泌指标相结合，为探索糖尿病肝病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方法学参考。
但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样本量仅46例，且为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及时间先后顺序；丙氨酸采用相对强度而非绝对定量，限制了改良GAI的标准化与外部推广；未进一步测定空腹胰岛素及HOMA-IR，无法充分排除胰岛素抵抗这一核心混杂因素；缺乏肝活检金标准。将来的研究应聚焦于更大规模、多中心的前瞻性队列中验证，建立丙氨酸绝对定量的标准化GAI，观察GAI动态变化与肝病进展的关系。
*主编：李婕、祁小龙
*执行编辑：靳睿 芮法娟 付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