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朋（1112年11月9日——1171年8月6日）和史浩（1106年10月4日——1194年4月27日）是南宋初年的著名政治人物，主要活动于宋高宗赵构（1107年6月13日——1187年11月9日）、宋孝宗赵昚两朝，在历史上颇有声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专门的研究者外，今人对此二人的了解都极为有限。作为南宋历史上的一段公案，王十朋弹劾史浩实有其事，且与隆兴年间北伐与和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深刻地影响着南宋王朝的历史走向。因此，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管窥这一时期的风云变幻。
王十朋弹劾史浩始末
王十朋弹劾史浩一事发生在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此前的四月间，即位不久的宋孝宗决定改变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以来长达二十余年的主和国是，对金实施北伐，但却遭到了部分朝臣的反对，其中一位颇具分量的反对者是右相史浩。为此，时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的张浚与史浩进行了多次廷议，但二人均未能说服对方，于是孝宗越过宰相和三省下达了对金作战的诏令。孝宗越过史浩下令出兵的行为说明史浩虽对北伐决策造成了干扰，却并未阻断北伐的实施，且史浩并非秦桧那样的主和派，只是认为出兵时机尚未成熟，反对轻战冒进。而作为孝宗的潜邸之师，史浩还曾对孝宗的顺利即位起过积极作用，因此即便他力请求辞，孝宗却未打算罢免他的相职。然而从制度的角度来讲，君主不经三省、绕过宰相径下手诏，毕竟有乾纲独断的嫌疑，因而时任侍御史的王十朋又站出来对史浩进行了弹劾。
侍御史本就负有纠弹官邪、监督官吏的职责，王十朋又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了北宋的覆亡，战火还曾一度烧到他的家乡，因此从早年起，王十朋就怀有报国之志，希望在中举为官后能够实现平定战乱、恢复中原、中兴王朝，令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但因秦桧当政期间科举取士之途遭其控制，王十朋屡试不第，直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秦桧去世后的首次科试才以年逾四十之龄中试。坎坷的经历使王十朋对权相政治极为敏感，他在殿试时所作的《廷试策》中即以“法天揽权”为对，希望高宗“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躬揽福威之权”，显示出与秦桧时代相权过度膨胀的针锋相对。在王十朋看来，朝廷不思进取、维持和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权相政治下朝廷言路不畅，主战恢复之声无法上达天听、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如早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他就曾在写给离乡应举的同乡前辈的送行诗中明确表达过这层意思：“庙堂方讳口打贼，翻诋正论为猖狂。纷纷儿辈苟富贵，妄引申伯深阿王。公孙老儒亦曲学，不敢正色言尧汤。徒令天下慷慨士，肝胆一剑生光芒。前年胡公以言逐，言今已验官未复。近日径山缘赋诗，裹头衣白投荒服。忠良自此多结舌，道路相看徒以目。谁能言事如靖康，陈东已死欧阳戮。国家养士恩至渥，干戈不废菁莪育。诸公报国当如何，莫把刚肠慕粱肉。丈夫一第何足道，幸勿以此存怀抱。贾生当献太息流涕痛哭书，更施三表五饵，请为属国系单于。”
从此诗不难看出，自青年时期起，王十朋就将“主战”视为“正论”，并将这种意见不被朝廷采纳归结为秦桧专权下言路的不通，对讳言主战、忠良结舌、言者遭戮、道路以目的现象十分不满，希望前去应试的三位前辈能够痛陈时弊，改善当前的言论环境，结束和议的局面。因而担任侍御史后，王十朋“益自任以当世之重，大抵以定国论、正人心为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于细故也”。“以定国论、正人心为本”道出了他对南宋建立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和议国是的不满，同时也说明了他“去其害治者”的目的，他对反对北伐者的纠弹不过是推动国是变动的途径和手段。因此面对逡巡主守的宰相史浩，很容易令他联想到此前权相政治的种种，而将其视为秦桧那样的主和者列为自己首要的弹劾对象，如他在初授台谏时所作的《除侍御史上殿札子》中就直陈：“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节，不能仰副圣心之万一，复欲蹈昔日奸臣之覆辙，屈己以和仇雠之犬羊，指祖宗中原之境土为虏人之土，谓不当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为虏之人民，谓不当纳，又取秦、陇已复之故地，无故而弃之，以资寇仇，以绝生灵归附之望。闻有说进取者，则群嘲而聚笑之，大臣唱之于上，小臣和之于下，并为一谈，牢不可破……”
这里所说的“在位之臣”应当主要指的就是史浩，这一点除其宰相大臣的身份外，从文中所述的“屈己和仇”“不纳中原人”“弃秦陇故地”等与史浩《论未可用兵山东札子》《论归正人札子》《论未可北伐札子》等所论内容相符，又与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所列的“效秦桧而主和议”、“顺而资寇仇”、召令吴璘撤兵“不独弃地，是乃弃民”等相一致也可作出推测。在王十朋眼中，这些言论和做法都与“昔日奸臣”即曾经的宰相秦桧如出一辙，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观点占据朝廷，才导致主战者的声音受到压制，若不是孝宗“不惑群议”果断出兵，国家大计又要遭到影响。针对这种“有君无臣”的情况，他明确提出希望君主能够拨乱反正，“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图任之失”。因此，接下来他连上两道论札，历数史浩“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的八大罪状，并对史浩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绍兴府的处理结果表示不满，最终使史浩奉祠，多年沉沦地方，直至淳熙初年才重返中央朝廷。
王十朋
可见，王十朋对史浩的弹劾不仅为北伐的顺利展开扫除了障碍，更与南宋前期相权的过度膨胀紧密相关。他对台谏官员纠弹职责的积极践行，更对此前权相干预下台谏系统遭受破坏的情况构成了一定的反拨，在新君初立的政治形势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振台谏与遭疑落职
由于南宋特殊的立国背景，秦桧去世前，为了维护和议的局面、钳制舆论，一直将台谏官员的任命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导致当时“职台谏者皆其耳目”，“每荐进，必先谕以己意”，台谏系统一度沦为权相的附庸，台谏职能的行使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北宋以来形成的“异论相搅”的政治传统与直言谏诤的风气亦受到极大损害。绍兴更化前，虽不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他们对重振台谏职责的论说大多停留在理想状态的阐发，无法落实到现实的政治运作中。秦桧死后，为革除时弊，宋高宗开始利用台谏弹劾清理秦桧党羽，此时的台谏系统虽受到君权的限制，但也为其功能的恢复准备了条件。也是在这一时期，王十朋在其《廷试策》中表达了重振台谏职责的愿望，其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台谏官员议论弹劾的言事职责，如言“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可见在王十朋的观念中，谏官御史可以责天子、罪宰相，且君相均须虚心纳谏。而且他还曾在现实中积极践行过这一理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前，王十朋就曾以馆职身份言事，在轮对中“首言虏必败盟”，请求起用张浚抗敌，又“以春秋灾异之说，为上力言”，因此得罪了谏官，不得不请祠归乡。这次进言使王十朋失去了按照制度惯例获迁郎官、御史的机会，但也与同时期的其他有识之士一起打破了秦桧专权以来长期的“缄默”之风，受到了朝廷内外的关注和热烈赞扬：“自桧扼塞言路，士风寖衰，及太上总揽万机，激厉忠谠，而余习犹未殄，朝士多务缄默。至是百官转对，公与王十朋、冯方、查籥、胡宪始相继有所开陈，闻者兴起，太学之士至为五贤诗以述其事。”
完颜亮最终被虞允文率军击退，又被自己的部下所杀，金人也再度遣使议和，在南宋王朝内部倡北伐、求恢复的声音也因此重新高涨。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宋高宗让位于自己的养子赵昚，即宋孝宗。即位伊始，孝宗便将包括王十朋在内的大批主战人士召回，王十朋也被再次授予馆职，不久后他又因在轮对中“指陈实事，斥言权幸，无所回隐”为孝宗“大加称赏，赐酒馔，面授御书”，并擢升为侍御史。在被诏还朝之初，王十朋就曾在《上殿札子》《应诏陈弊事》等文中论及台谏任免与职责等问题，在被授予台谏之职后，更积极以此自任，虽然他出任侍御史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却以极高的热情和主动的姿态践行了自己的职责，建言献策、弹劾论列，先后共上十数道论札。而他对史浩的弹劾无疑又是他短暂的台谏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论谏活动，史浩的落职不仅标示着王十朋个人在履行台谏职责上的成功，更成为南宋建立以来台谏制约相权的有效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此前高宗朝权相政治的反拨，对当时的士人群体和社会风气都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王十朋却又因此事遭到了孝宗的质疑，并自劾罢官、去职返乡。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对此有所记载：“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至东华门。孝宗因论人才，问王十朋如何。对曰：‘天下莫不以为正人。’上曰：‘当时出去，有少说话待与卿说。十朋向来与史浩书，称古则伊、周，今则阁下，是何说话？’对曰：‘十朋岂非谓浩当伊、周之任而责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见其有未纯处。’对曰：‘十朋天下公论归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张。臣父以为陛下左右岂可无刚明腹心之臣，庶几不至孤立。’上曰：‘刚患不中，奈何？’对曰：‘人贵夫刚，刚贵夫中。刚或不中，犹胜于柔懦。’上默然。盖史直翁与张魏公议论不同，梅溪则是张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说而有是言。上又尝曰：‘难得仗节死义之臣。’南轩对曰：‘陛下欲得仗节死义之臣，当与犯颜敢谏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南轩是张浚之子张栻的号，在这次入奏中，孝宗与张栻所论的人才正是王十朋。由材料中的细节可以推知此次“论人才”事件大致发生在隆兴元年（1163年）六月王十朋刚刚自劾罢职后。此时孝宗对王十朋为人如何心存疑虑，面对孝宗“有未纯处”“刚患不中”的质疑，张栻以“天下莫不以为正人”“天下公论归之”等为其辩护，但从“上默然”的表现中也可看出张栻之语并未能打消孝宗的疑虑。同时史料也指明引发孝宗猜疑的原因主要就是王十朋在弹劾史浩时表现出的与此前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同态度。王十朋写给史浩的那封言“古则伊、周，今则阁下”的书信今已不存，难以知其面目，但从其现存的唯一一封写给史浩的《与直讲史侍郎》书中“郎中直讲以正人端士居师友之职，宜以经术正其心，以古今治乱兴亡之迹为之劝戒，养成器业……凡百要须慎重，庶无悔吝”等颇具嘱托性质的言论不难看出，张栻对“十朋岂非谓浩当伊、周之任而责之”的解释，即以具有相同职位的古代名臣来寄托勉励之意的说法，是可以令人接受的。其中的“正人端士”之语与“古则伊、周”相同，既可看作是对史浩的称扬，也可视为是王十朋对出任皇子直讲者应达到的标准和要求的理解。且即便如孝宗质疑的“古则伊、周，今则阁下”确为王十朋对史浩的颂扬，也不妨碍时移世易后在立场观点龃龉的情况下王十朋对史浩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可能。
赵伯琮
王十朋与史浩曾同为秘书省和建王府官员，也曾往来酬唱，虽由现存资料无法判断二人交情的浅深，但在史浩为相、立场尚未对立的情况下，王十朋作书信表示祝贺或对其为相后的作为进行肯定，无论是出于公共礼节还是私交都在情理之中。而当二人政见相左、史浩身居相位却反对用兵时，身为言官的王十朋出于身份职责将其列为弹劾对象亦无可厚非，那么孝宗为何还会对王十朋的为人产生质疑呢？如果仔细考察当时的历史状况就会发现，孝宗对王十朋的态度以及孝宗的国是决策，与当时整体的舆论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隆兴年间的舆论风波与国是之争
王十朋对史浩的弹劾前后共上两道论札，在论札的一开篇他就抛出了“公议”这样一个立论的依据，指责史浩“不知尽臣子之大节，报非常之恩，机巧百端，得罪公议”“舆论咸以为疑”，将对史浩罪名的认定都归结为“公议”的结果。王十朋所持的立论依据“公议”或称“公论”“士论”“外议”等，虽源于汉魏时期的清议，但在唐代已成为政治话语中的常见语汇，概念内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获得了“士大夫舆论”的指称意义。到了宋代，这类语词在政治领域中又得到更加普遍的接受，宋人甚至将公众舆论囊括其中，将其视为政治参与者须普遍遵循的伦理价值和政治理念，作为一种制约、监督、评判、衡量的工具广泛运用到公私领域，在权力制衡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也形成了以公议立论的言说模式，特别是在台谏的话语体系中。宋代士大夫普遍持有“台谏者，所以主持公是者也”“道天下之公议者，谏官、御史也”“台谏，公论之所系也”的观点，由此台谏的纠弹议论往往被朝廷内外、君臣上下视为公议的所在，“公议”也成为台谏官员在朝廷论辩、弹劾奏事中公认的合法立场。
然而现实中的言说者毕竟具有主观性，他们所代表和支持的“公议”也无法避免主观判断的干扰，因此士人口中的“公议”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而是基于自身认知和阐释后的一种应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话语惯例和言说模式，许多时候“公议”甚至成为士人实现自身政治目的、打击政敌的武器和工具。特别是仁宗朝以来，经过历次党争，“公议”的这种作用愈发凸显，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通过“公议”影响朝廷重要人事决策与法度变革；司马光、陈襄等人以“公议”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因此这种言说方式也引起了士人和君主的忧虑，唐人已有“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的担忧，宋人更产生出“但敢攻人过失，即为公论”的看法。因此公议政治虽曾对有宋一代士风的形成起过积极作用，使得宋代士人更加注重自身的清议声名，但也带来了执政者对“沽名卖直”的反感，言官的“沽名卖直”更成为君主的大忌，当权者对台谏官员能否反映舆论的真实情况始终抱有警惕。
作为南宋历史上最注重访查外议的君主，宋孝宗对朝廷内外的舆论意见一直十分关注。这也导致了宋孝宗在决策时会将舆论的状况纳入考量之中。王十朋之所以会受到他的青睐，除潜邸旧臣的身份外，更与他直言敢谏“深孚公议”密切相关。且在初授台谏时，孝宗还曾向起居郎胡铨询问“近日除台官，外议如何”，在得到胡铨“外人鼓舞，谓陛下得人”的答复、得知王十朋深受舆论肯定后，才不无自豪地表示“卿与十朋皆朕亲擢”。同样，臣下也会抓住君主关注舆论的心理相互论辩。在面对反对北伐的史浩时，孝宗在一开始虽未打算罢其相职，但当王十朋站在“公议”的角度对其展开论列后，孝宗重视外议的心理就又发挥了作用，因而史浩最终还是遭到了罢免。
而在符离之战失败后，为了防止孝宗听取主战台谏之言继续坚持作战，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也再次利用了孝宗的这种心理，对主战者进行打击，抓住他们以虚言谋身的言论动机，指责他们为谋取美名“揣摩上意”“大言误国”。曾受到孝宗极大信任的王十朋更成为重点攻击的对象。而且史浩在罢职前还曾向孝宗进言说：“自陛下即位以来，凡臣之建议，莫不以自治为先。深恐好名之士，但持正论，以挠初谋；锐意之士，不恤大计，以成轻脱”，史浩是以“正论”指代王十朋等台谏官员用以劝说孝宗改变即位以来自治政策的凭据“公论”，表现出对恢复中原作为主流意见的肯定，然而在史浩看来，虽然多数人的意见具有正当性，但在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也不应贸然出兵，不能将此作为改变守成决策的依据，显示出对以舆论影响决策的不满。北伐失败后，史浩的言论显得颇有预见性。对于主和势力来讲，将王十朋当初对史浩的论说作为标靶，将其言论坐实为“不中”之言，是出于求名的动机，而非对真实舆论的代表，就显得非常有说服力，由此也引发了孝宗对主战群体“弃实务名”的担忧。周必大在为张阐所作的神道碑中曾经提及：“上曰：‘台谏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声而去’”，这里提到的“某人”很可能指的就是王十朋，因为在此后的碑文中还载有张阐向孝宗进言及胡铨奏对事：“公曰：‘唐德宗疑姜公辅为卖直，陆贽切谏，愿陛下深以为鉴。’……上又记公卖直之语，谓：‘胡铨亦及此，朕非拒谏者，辨是非耳’”，而由今存的王十朋作品可知张阐曾将自己与胡铨的这次进对之事写信告知王十朋。胡铨进对事在杨万里为其所作的行状中也有记载，隆兴元年（1163年）“七月，上以旱蝗星变，诏问阙政……公因论纳谏曰：‘今在廷之士，以箝默为贤，容悦为忠。道路相传，近日台谏论事，朝廷谓为卖直，臣未知信不。夫卖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谓姜公辅为卖直。此言一出，忠臣结舌，驯致兴元之变，所谓一言丧邦者也’”。同样的内容在其他史料中亦有记载：“隆兴初，汤庆公复除右仆射，王谏议上章论列。不从。奉祠去。自是台、谏多引退者。张忠简时为工部尚书，因奏事，面请增台、谏员。上曰：‘士大夫多卖直，故难其选。’忠简曰：‘直言，士之所尚，陛下开纳则有益于国家。’胡忠简时为左史，因造朝，以张公之语质之。上曰：‘此语非也。朕与张阐所言，谓台、谏论事当辨曲直，非谓卖直也。’明日，张公请对，又论台、谏一空。上曰：‘卿与胡铨，昨日议论一同，得非傅会？朕止欲辨所论曲直，非恶直也。’忠简曰：‘陛下当受垢纳污，若校曲直是非，便是拒谏。’上改容纳之。”
赵伯琮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北伐失败、汤思退复相后，与罗大经、杨万里等人所记同时，所论的也是关于台谏人选和评价的问题。孝宗对张阐增台谏的请求报以“士大夫多卖直”的回答针对的就是包括王十朋在内的此前任职台谏者，他对台谏不能“辨曲直”的担忧又与《鹤林玉露》中的“患不中”一语有异曲同工之意。且无论“卖直取名”还是“有未纯处”都已涉及对言说主体言论动机和德行品性的否定，由此就造成了台谏多引退的局面。对此胡铨曾向孝宗进言：“陛下自即位以来，号召逐客，与臣同召者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今焘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宝又将去，惟臣在尔。”可见即使胡铨、张阐、张栻等人在入奏时努力为此前的台谏官员辩护，但在主和势力的攻击下，王十朋、王大宝等主战台谏还是相继离朝，孝宗即位后亲自召回并部署的主战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此后，待到十一月间，孝宗“诏以和戎遣使，大询于庭”时，虽“侍从、台谏预议者凡十有四人”，但已是“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铨一人而已”，主和舆论已重新占据主导，孝宗也不得不再次接受了议和。对此有史料记载曰：“王师偶失小利，而幸灾乐祸者纵横纷起矣……少有丧败，上下翕翕以为危亡之必至，不独为之罢大臣、咎论者，朝廷之议又为之一变矣。”这里所言遭到罢免的大臣就是张浚，所咎的论者则是包括王十朋在内的曾积极主张北伐的台谏官员，而“朝廷之议又为之一变矣”正点明了舆论纷争在朝廷决策的反复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可见，王十朋对史浩的弹劾既是隆兴年间舆论斗争中的重要事件，也是导致舆论力量和国是决策翻转的一大引线，在此期的国是变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孝宗对史浩、王十朋二人的起废和态度的转变，皆与这短暂时期内的时局变换与国是反复的关键节点吻合，从中可以看出孝宗由即位伊始亲自拔擢主战官员、积极变动国是、部署北伐到再次接受议和的转变过程及这一过程背后战和两派士大夫对舆论话语权和国是决策权的争夺。借助舆论的力量，战和两派的执政地位不断翻转，由此也造成了国是的摇摆与反复，进而深刻地影响着南宋王朝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