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后期，基于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双重考虑，毛泽东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左右开弓”战略。

在“文革”高潮中，这个战略进一步发展为“打倒帝修反”的战略。随着捷克事件和珍宝岛事件的相继发生，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这个战略的不足。

诚如杨奎松所言：“在中苏关系严重危机时孤立无援的境遇，和多年输出革命毫无结果的困惑，使他重新拾起以往的统战策略。当然，美国这个时期在印支战争上的困境以及对抗苏联的需要，也便利了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在1969年初尼克松就职以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注意到美国在卷入越战的同时尽力避免扩大战争规模的事实，包括：将地面作战局限于南越，对越南北方只进行空袭，竭力避免对中国国土的攻击。

另外，早在捷克事件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注意到美国可能调整对华政策的迹象。

尼克松在1967年决定参选总统之后，在《外交季刊》上发文阐述自己的对华外交新理念，其中谈到，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他如当选，将采取主动缓和两国关系，这篇文章引起毛周二人的高度重视。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再次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演说。国内研究者都把这个举动视为毛泽东向美国政府和中国国内干部群众发出的意味深长的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太微妙太弱，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决策者和中国基层读者注意到了这个暗示。

部分原因是，《人民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发了一篇题为《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的评论员文章，对尼克松的演说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辛辣的讽刺，攻击和讽刺使用的是那个时期国内外早已熟悉的、中国媒体进行革命宣传时常用的风格。

《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5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于当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这一天《人民日报》报头右侧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强烈的信号，美国人同样忽视了。

在珍宝岛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召开的九大上，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五段之多。

李丹慧认为：这个报告以此向美国发出信号：美苏对中国构成同等危险，但事实上苏联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九大报告的主要起草人是当时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因此报告的上述倾向可以说完全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这个信号被基辛格捕捉到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放出了愿意与美国和解的最直接的信息：外交部要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毛泽东外交战略形成最终判断和政策的一个重要触媒，是陈毅等四位元帅做出的战略结论。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当面布置陈、徐、聂、叶四位元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但是，四位元帅开始时并没有能够领会毛泽东的深意，为此询问周恩来：对外方针“九大”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主席还要他们研究？深谙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做了解释：“主席布置你们这个工作，说明主席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鼓励他们大胆思考，不要拘泥于九大报告的套路。

请陈毅牵头，既是因为陈毅长期担任外交部长，显然也是因为陈毅早在1968年12月就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尽管有越南战争，美国的战略重点没有东移，依然在欧洲，也不同意过分强调美苏共同反华的一面，断定美苏矛盾不可调和。这个结论当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周恩来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四人从3月5日到10月18日进行了23次战略务虚讨论。

7月11日和9月17日，四位老帅分别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报告送交周恩来，并经后者转交毛泽东。前一份报告于1969年7月20日作为中央内部文件下发中央负责人。

两份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国际上客观存在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第二，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来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

第三，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矛盾不可调和。“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在历经数月的研讨行将结束时，陈毅还特别强调，即使不发生中苏战争，中国也有必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

据说毛泽东读了这两份报告后未置一词。但以后的事态间接表明，以上基本结论都被毛泽东接受了，或者说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加强了毛泽东已有的判断。应该说，老帅们的结论对于毛泽东下定联美抗苏的决心，是一个不小的推动。

报告还表明，元帅们对中美苏关系是三角关系而非结盟关系的实质是清楚的，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表述。

基本上，从1969年10月老帅们完成他们的研究，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关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基本战略判断没有实质性变化，有的只是细节上的变化。

除了从捷克事件到1969年下半年这个短时期外，对于苏联无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包括对中国核设施的所谓“外科手术”），毛泽东一直有着足够的自信。

即使在捷克事件中，毛泽东的担忧也是有限的，他更多地是出于做最坏打算、有备无患的战术心理，而非对中苏大战的不可避免的战略认知，采取一系列备战措施的。

冷战后披露的一系列中外史料以及中外学者据此进行的研究大多表明：珍宝岛事件从战术上讲是中方挑起的，其目的包括内政考虑、自卫反击和试探苏联和美国的反应。适度加剧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在毛泽东看来有助于结束个别地区尚存的武斗等无政府状态以及进一步营造反修防修的氛围，这两者都是为九大的成功召开和九大精神的贯彻所必需的。

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人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

这席话表明，虽然挑起珍宝岛事件是毛泽东面临苏联不断在边境滋事的压力之下做出的自卫反应，同时也是为了试探美国的反应，摸清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有多大。

毛泽东不怕打仗，但也绝非好战。对于苏联不会大举侵华这一点有相当的把握，和他需要进一步试探苏联的意图和胆量也并不矛盾。

珍宝岛事件也有威慑的意图。他的一贯信念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越软弱，对手就越嚣张；和平是斗出来的，不是乞求来的。

在珍宝岛事件后半年内中苏之间战争气氛剧烈之时，毛泽东关于中苏大战可以避免的信心一度有所动摇。但这时元帅们依然认为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极低。这是一个英明的判断，很可能使毛泽东恢复了中苏大战可以避免的信心，虽然中国在当时不可能了解苏联的决策内幕。

对此还可以补充几个证据。珍宝岛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双方边界驻军脱离接触等协议，双方由此基本摸清了对方无意首先侵略自己的真实意图，两国关系有所缓和。

撇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心暂且不谈，在国家安全方面，直到去世，毛泽东的忧虑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担心苏联意图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把中国变为近似东欧的卫星国，这是对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的威胁。这种担忧由来已久，苏联的这种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其二，担心苏联建立包围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两国间极度互不信任且相互之间恐惧很大的既定情势下，这个担忧是有根据的。苏联确实在这么做。其三，担心美苏之间达成牺牲中国利益的“祸水东引”的妥协，即美苏缓和其在欧洲的矛盾从而使苏联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届时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可能的了。这个忧虑是有其合理成分的。所有这些，连同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就构成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全部内容。

1963年以来，毛泽东一直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视为国际战略格局的主要特征。

这个判断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是在1965年6月。这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第一次指出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同时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

中苏交恶的一大根源，就是毛泽东断定苏联已经走上与美国妥协以共同主宰世界的错路。

在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扑灭世界革命烈火和反华的事业中，美苏勾结为主，争夺为辅；苏联是美国的小伙伴、帮凶，但又不甘心这个地位，想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

1969年9月7日，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将尼克松意欲改善中美关系的口信转告周恩来，这时距珍宝岛事件已有半年，而周恩来还是沿用此前的一贯思路，说美苏的对外政策是要联合起来，主宰世界。

1969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即将出访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国际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已经基本接受了陈毅等人的分析，放弃了传统的“美苏勾结论”。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1973年九月中共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再次强调了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的观点：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

说美苏争夺是绝对的和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就等于断言美苏矛盾本质上不可妥协。之所以如此，还在于美苏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仅仅判定美苏争夺的一面大于勾结的一面，并不足以为中美合作以对付苏联提供充分理由。

如果中美矛盾比中苏矛盾还要大，即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比苏联构成的威胁还要大，那么不管美苏矛盾如何尖锐，中国也绝无可能联美抗苏，联苏抗美倒是自然的选项。同样，如果中美矛盾大于美苏矛盾，美国也没有任何理由联华制苏，而应该是联苏制华。

陈世俊

在这个问题上，陈毅等提出、毛泽东所接受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断，为中美合作制衡苏联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关键条件。因为这两个判断必然逻辑地导出第三个判断：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这样一来，苏联就成为中美两家共同的头号威胁，中美合作抗衡苏联于是成为必要。

从以上判断中还可以推出如下判断：既然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则中国只是苏联的第二号敌人；美苏矛盾又大于中美矛盾，则中国也只是美国的二号敌人；进而美苏互为头号敌人；所以在三角关系中，中国处于美苏竞相讨好的最主动地位。这也正是陈毅的推理。于是联美抗苏不仅必要，还有了可能，这还意味着，在中美相互利用抗衡苏联的博弈中，更有可能是中国利用美国，而非美国利用中国。

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其具体目标，一是巩固对西欧的控制，遏制苏联对西欧的渗透，二是结束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

1964年到1965年美国全面卷入越战以后，对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否东移，即与中国为主要对手，毛泽东一度举棋不定，一度认为与美国的战争迟早要打。

在他看来，一方面美苏勾结大于争夺，其表现之一就是美苏在欧洲的争夺趋于和缓，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两次柏林危机那样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重兵卷入越南，其意图显然是为以后发动侵华战争准备跳板。

1964年东京湾事件（即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对草拟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做了重大修改，从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善民生为主转为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为主，以准备应付美国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

在做出美苏争夺大于勾结和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的结论之后，美国侵略重点的问题就转化为美苏争夺重点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认定重点在亚太，即中国和中国周边，那么无论谁在这场争夺中取胜，都是对中国的威胁。

1965年中美就越战问题进行的信息传递，此后近一年美国在越南的困境的初步显露和美国恪守不把战火烧到中国的承诺的事实，使毛泽东对于越南战争不致导致中美战争有了信心。

在捷克事件、珍宝岛事件、美国在越南的困境呈深化和长期化态势、美国亟欲从越南脱身的迹象日益明显，以及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释放善意等一系列事态发生后，以及这些事态促使毛泽东得出了以上所述的关于三角关系的一系列矛盾的基本判断之后，再坚持说美苏争夺的重点在亚太、在中国周边，就非常勉强了。

这就是陈毅等得出美苏争夺重点在欧洲不在亚洲的结论并被毛泽东接受的基本理由。

考虑到美苏矛盾不可妥协，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美苏在欧洲的矛盾也是不可妥协的。

毛泽东得出或接受了这个结论后再也没有动摇过。鉴于中东的地缘战略地位、石油储备和当时中东因阿以冲突和美苏在其中各助一方所致的长期紧张态势，他也接受了老帅们把中东列为美苏争夺的第二个重点的结论。

1971年5月29日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尼克松政府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而不是远东。”

到1969年底1970年初之际，通过多年来的相互试探、摸底、观察和思考，中美形成了重叠的战略共识。

其内容是：无论在相对意义还是在绝对意义上，苏联的军事实力都在上升，而美国在相对下降；就战略态势来说，由于实力明显增强，扩张性依旧存在，苏联依然是西方安全的头号威胁，国际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在现阶段，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革命外交并不构成对美国利益的实际威胁，在地缘政治上对西方也不构成威胁，既没有这样的意图，更没有能力；在彼此借重平衡苏联上升着的威胁方面，中美有共同利益。这些共识完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

虽然在苏联威胁的程度和其动机等具体方面，美国决策者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判断，以上共识已足以支撑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合作。但是对于美国究竟是否完全放弃了与中国为敌的意图，在与美国决策者面对面打交道之前，毛泽东还不能完全做到心中有数。

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他与基辛格第一次会谈的汇报后，指示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印度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毛泽东这里的意图之一是摸美国的底牌，以便做最后的战略取舍。

基辛格、周恩来

第二次会谈中，基辛格听完周恩来的上述“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以及准备美、苏、日、印一起瓜分中国的话后，立刻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进攻中国。美国和自己的盟国与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对付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至此，毛泽东进一步确信美国没有威胁中国的动机。

在这次会谈以及1971年至1972年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多次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还向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表示了美国希望尽早从越南撤军、结束越南战争的迫切愿望，并要求中国方面向越南北方做工作，敦促后者放弃以推翻南越亲美政权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的立场。

毛泽东由此进一步确认了美国结束越战的诚意以及无意入侵越南北方、无意从南边包围中国的事实，进一步坚定了联美抗苏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