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油”从未只是食物，它是一种文明的气息。它从陶罐中渗出，从灯盏中燃烧，从经书中流淌。它见证了农业的起源、手工业的萌芽，也标记着人类从自然依存向技术掌控的转变。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植物油脂的地区之一，相关证据从考古遗址、古代文献、出土文物到本草典籍，形成了完整的文化链条。

若以考古学的时间为经，可以发现，从距今约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开始，中国人便已懂得使用和储存油脂。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罐与磨盘上，检测出含油脂类有机残留；这些残留物经红外光谱与气相色谱分析，含有典型的植物脂肪酸（C16:0、C18:1），推测与麻类或豆类作物有关。裴李岗文化以粟作农业为主，但居民已开始收集野生油料植物的果实，这意味着油脂的使用可能早于油料作物的系统驯化。

紧接着，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2013年李水城等学者在《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发表研究成果，指出河姆渡陶罐内壁检测出丰富的植物脂质残留，含C16:0、C18:0及少量C18:2成分，表明当时的居民已能通过加热或压榨方式从植物籽中提取油脂。河姆渡的自然环境湿热，油桐、山茶等木本油料植物分布广泛。遗址出土的木制棒形工具与石碾具，可能用于捣碎与压榨。更引人注目的是，河姆渡还出土了带油脂燃烧痕迹的陶灯，说明油脂已被用于照明。这一发现将中国使用植物油的历史上推至距今七千年前，与两河流域的芝麻油文化几乎同步。

进入距今约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阶段，江苏崧泽、浙江跨湖桥等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亦检测到植物脂类成分。崧泽文化的居民以稻作和渔猎为主，但陶罐内残留物的化学分析显示，其中混有植物油脂和鱼脂成分，显示油脂可能已用于食物烹调。《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指出，崧泽人“已知以膏脂调味，食物加工趋向复杂化”。

距今约4500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则展现了油脂在宗教祭祀中的应用。浙江余杭反山王陵墓中，出土大量玉器与木器，其表面覆盖一层淡黄色油脂状物，经检测含天然树脂与植物油混合成分。专家认为，这是良渚人用于防腐与抛光的“膏料”，可防湿防裂并增光泽。油脂在此已超越食用范畴，进入工艺与宗教层面。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化，油脂利用逐渐制度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内壁，也检测到脂类残留。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晚期，其社会结构已具早期国家形态。青铜容器中残存的油脂，表明油品可能用于祭祀或王室宴飨。与此呼应的是，《尚书·禹贡》记载“厥贡惟麻”，说明麻类作物作为经济作物已纳入贡赋体系。麻籽含油率高，是当时主要的植物油来源之一。

进入殷商时期，考古发现显示油脂用途更为广泛。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卣、觚、尊等器皿中，均检测出脂类残留；部分器物内壁有焦化油膜，分析表明混合了动物脂与植物油。殷人以动物脂点灯，但在宗庙祭祀与膳食中已开始使用植物油混合燃料。殷墟甲骨文中有“膏”字，用于祭祀与占卜，形象地描绘了油脂在祭祀中“以润事神”的功能。甲骨文“膏”字形似滴状，有学者认为即表示从器中滴出的油液。

周代以后，文献记载愈发明确。《周礼·天官·醢人》载：“凡醢、凡膴、凡脂，掌其治之。”郑玄注：“脂，谓膏油。”《周礼·天官·膳夫》又载：“凡王之祭祀，脂膏以洁。”说明当时的王室设有专官管理油脂，用以烹调与礼祭。《考工记》记“涂以膏以坚之”，油脂同时用于冶铸与皮革防腐。这表明油的使用已从单纯食用扩大到工艺、医学与礼仪多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油脂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商品。《国语·齐语》记“涂以膏脂，昭其文也。”《荀子·礼论》说“膏以和祭”，说明油脂已商品化并进入市场。《楚辞·招魂》所言“脂膏充耳”，虽是夸饰，却反映了油脂被视为滋养与光泽之物的文化心理。战国时期的烹饪技术亦明显进步。《礼记·内则》提到“凡煎熬，以油”，这是中国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油煎”概念。

进入秦汉，油脂生产已形成产业雏形。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竹简中出现“油”字，意为食用脂类。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五十二病方》中多次提到“以麻油和药”，证明榨油已成为民间普及技术。考古发现显示，汉代的榨油工具以石碾、木槌为主，原料包括麻、豆、胡麻等。出土文献《急就章》载“胡麻可油”，反映了胡麻油（即芝麻油）已广泛食用。

汉代以后，植物油的种类逐渐增多。《说文解字》首次为“油”下定义：“油，脂液也。”段玉裁注曰：“凡脂膏皆谓之油。”这说明油的概念从脂类扩展为所有可榨液体。东汉《释名》亦曰：“油，由也，由流润也。”此处的解释更见形象，揭示了“油”字语义中“润滑流动”的本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油脂使用趋于日常化。嵇含《南方草木状》载：“茶树类众，其子可榨油，香而不腻。”这是山茶油最早的文字记载，标志中国人开始利用木本油料植物。南朝的经济重心南移，油茶成为南方丘陵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齐民要术·油法》所载“凡树子可榨油者，皆宜早采，炒而榨之”，说明榨油方法已成熟。北方主要油料为胡麻与大豆，南方则以茶子与桐子为主。这种南北分化的油文化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唐宋时期，油脂工业更臻完善。唐代孟诜《食疗本草》载：“诸油皆润五脏，去风毒，润肌肤。”《新修本草》则明确记“茶子油，可明目、疗疮。”油脂正式纳入药食同源体系。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油坊成为重要手工业部门。《东京梦华录》载“市中油肆，灯烛辉映。”宋人不仅食油，更以油为灯，以灯为市。宋应星《天工开物》总结前代经验：“茶子去壳捣碎，以蒸饼榨之，油出如泪。”其所述蒸榨法，是中国传统榨油工艺的代表。

明清时期，油脂产业达到鼎盛。李时珍《本草纲目》对茶油的评价极高：“茶子味甘平，无毒。榨油煎食，明目疗疮。”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补充：“茶油润肠清胃，杀虫解毒，不宜生食。”这说明茶油已进入医药领域。民间文献《岭表录异》记：“桂林、永福茶油，色清香远，膏润不腻。”《随息居饮食谱》更将茶油列为上品养生油，称其“润燥清热，息风解毒，上利头目。”这些记载共同奠定了茶油作为“健康油”“养生油”的文化地位。

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双重印证，构成了中国油脂文化的完整时间线。从河姆渡的陶罐到马王堆的竹简，从嵇含的“香而不腻”到李时珍的“甘平无毒”，每一个时代都在延续同一种观念——油是滋养生命的物质，也是衡量文明成熟度的尺度。

与西方以橄榄为主的油文化不同，中国的油文化强调“平和与中庸”。西方崇光，中国重润；西方以油为权力与荣耀的象征，中国以油为生命与德性的延续。油灯不灭，是家道；油香不焦，是德业。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最早的油脂利用史，会发现这不仅是一段技术史，更是一部精神史。油的发现让火变得可控，让食物有了香气，也让人类第一次理解了“养”的含义。它使人类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共生，从“取火以生”转向“取油以和”。

从河姆渡到良渚，从殷墟到汉墓，从南方茶林到北方麻田，中国油脂文化的脉络清晰而连贯。它不是模仿外来文明的结果，而是华夏自身生态与哲学共同孕育的成果。油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学会温柔地使用火、精确地掌握时间、体悟地道之平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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