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中国的历史周期问题，必须要提的就是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历史周期率问题。黄炎培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问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于古代王朝就定律就是“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

我们不禁要问现代人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古人是不是也思考这个问题呢？答案是有的，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少“中兴之主”——中兴意味着中衰再次振作，所以可以看到不少人试图去改变这个周期率。虽然最后的历史没有饶过谁，依然以如车轮般循环。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也不例外——嘉道中兴，作为大清的最后高光时刻，当时的人到底是怎样看待身处的时代，是否意识到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而最近孙明的《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就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道两朝，承平日久，变局初现，表征之一就是积弊日益凸显，因循弥漫天下。陶澍、洪亮吉、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治理能臣均敏锐地感知到大时代的总体性状态，并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时间”内，反复思索困境的生成机制，希望在制度理念的调试下扭转局面，但事与愿违。本书讲述的，就是清王朝大厦将倾之前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中叶往事，在种种改变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直面皇帝和经世官僚的焦虑时刻。作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一环，清中期国家内部的种种危机与应对，也相当程度上预示了王朝周期特殊时刻的最终到来。

在清朝的历史上，我们一般会把转折点放到乾隆末年，吏治与财政都问题不断，加上起义以及锁国自负，颓势可以说就是源自这个时间点。

在乾隆去世后，不论嘉庆是出于培养自己的体系还是试图“扶将倾之大厦”，对吏治做了有效的革新。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确实对后来一百年的大清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王朝的建立后满百年几乎都是一道槛，不论是皇帝还是当时的文人，只要读过历史的基本都有这种危机感——“汉、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后，往往中微”。

除了时间给人的压迫感，魏源则从本朝现状与历代中叶“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的一致景象来判断。就是说有关中叶颓势的论说，会具体表现包括制度、纪纲、吏治、财政、军事、人才、风俗、学术等政治与社会各方面。

书中总结出两个要点：

一是以“法繁政慢”亦即制度丛脞、政务繁冗、因循苟且和治理低效为主的制度积弊，二是以吏治、士习、民风败坏等社会秩序紊乱为主的弥散于社会政治之中的道德风俗积习。

在大象看来，这就不只是关注清朝中期的积弊问题，更是现代中国的一种政治探讨——跳出兴亡周期率。而关于书中还有君臣为消除积弊付出不同的努力这里就不作过多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

关于清史的书不少，可关注清中期的研究真少之又少，这本《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可以说是弥补了空白，非常值得一读。

最后还是那句话，跟大象一起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