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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贝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博士，现任职于国际组织从事外交工作。
当地时间1月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街头再次响起令人不安的枪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特工在执法过程中，开枪击毙了37岁的美国白人女性蕾妮·古德。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事发地点距离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之处仅1500多米，历史的相似性让这起事件迅速发酵。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坛瞬间分裂，左翼与右翼围绕执法合理性、移民政策、政府责任等问题各执一词，街头抗议与舆论论战同步升级，本就脆弱的社会共识再次被撕裂。本文将还原事件核心脉络，解析左右双方的立场逻辑，深入探讨背后的执法体系漏洞与社会分裂根源，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
一、事件回溯：执法命案的核心事实与争议焦点
要理解此次事件的发酵逻辑，首先需厘清已确认的核心事实与各方争议的关键节点。根据明尼苏达州警方通报及公开信息，事件的基本脉络如下：1月7日，ICE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执行移民执法任务时，与驾驶车辆的蕾妮·古德发生对峙。监控录像显示，古德的车辆在对峙前已在道路上静止约3分钟，随后ICE执法人员抵达现场。
现场目击者称，执法人员多次大声喊话，有人试图打开车门，古德在突然倒车并转动方向盘准备离开时，一名在车前的ICE特工近距离开枪击中其面部，古德当场死亡。事后确认，古德为美国公民，育有一名6岁儿子，其第二任丈夫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退伍军人，三年前已去世。
事件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三个核心问题上：一是古德是否存在“蓄意袭警”行为；二是ICE特工使用致命武力是否符合执法规范；三是执法过程缺乏记录的责任归属。这三大争议点也成为美国左右两派立场对立的核心抓手。
从现有信息来看，各方表述存在显著矛盾：ICE及联邦政府方面强调古德“跟踪并妨碍执法”，试图“将车辆作为武器”撞向执法人员，符合“国内恐怖主义”行为的界定；而目击者与古德家属则坚称，古德当时仅是“被吓坏了”，其驾车动作属于本能避险，并非蓄意袭警。更为关键的是，执行任务的ICE特工未佩戴执法记录仪，导致缺乏直接视频证据还原完整执法过程，这进一步加剧了舆论的不信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特殊历史背景让此次事件的敏感性大幅提升。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在此地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席卷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成为美国社会种族矛盾与执法暴力问题的集中爆发点。此次事件中，受害者虽为白人，但执法过度的核心争议与六年前高度重合，使得事件迅速超越个案本身，成为检验美国执法体系改革成效、衡量社会分裂程度的重要标尺。
二、立场对峙：左右两派的核心逻辑与话语叙事
事件发生后，美国左翼（以民主党、进步派组织为代表）与右翼（以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及保守派舆论为代表）迅速形成对立阵营，双方基于各自的政治理念与利益诉求，构建了截然不同的话语叙事，但其争论均已超越事件本身，延伸至移民政策、执法权力边界、政府治理等深层议题。
右翼阵营的核心立场是“捍卫执法权威，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第一时间为ICE特工的行为辩护，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古德“阻挠并抗拒执法”，还“暴力、蓄意且凶狠地碾轧”ICE执法人员，特工开枪属于正当自卫。
副总统万斯更直接表态，古德的死亡是“咎由自取的悲剧”。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则将事件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强调古德的行为构成“国内恐怖主义”，执法人员是“按训练要求保护自身及同事生命”。保守派媒体如《福克斯新闻》进一步放大这一叙事，将事件与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绑定，认为ICE作为打击非法移民的核心力量，其执法权威必须得到维护，左翼对事件的批评本质上是“削弱执法部门能力，纵容违法犯罪”。
右翼的话语逻辑背后，是对“法律与秩序”的优先强调，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坚定支持。在保守派看来，近年来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加剧，社会治安恶化，必须通过强硬执法遏制相关乱象，ICE的执法行动是维护国家主权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
此次事件中，他们选择性聚焦古德“抗拒执法”的行为，淡化执法过程中的程序瑕疵，本质上是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背书，同时迎合其核心选民对“强硬治理”的诉求。正如乔治敦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迪尤利奥所言，保守派的叙事核心是“将执法人员塑造成秩序的守护者，将受害者标签化为规则的破坏者”，以此巩固自身的政治基础。
左翼阵营则持“质疑执法合法性，批判特朗普移民政策”的立场。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州长蒂姆·沃尔兹公开批评联邦政府“迅速为枪击事件定性的做法史无前例”，强调州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追究责任，伸张正义”，甚至警告将部署国民警卫队。
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雅各布·弗雷更是在发布会上愤怒谴责ICE，直言“滚出明尼阿波利斯市，我们不欢迎你们”。左翼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则聚焦ICE执法的透明度问题，指出特工未佩戴执法记录仪是“系统性漏洞”，质疑联邦执法人员享有“过度豁免权”，导致执法过度行为难以被追责。进步派组织则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将此次事件与弗洛伊德案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执法暴力常态化”的又一例证，根源在于特朗普政府对执法部门的纵容。
左翼的叙事逻辑，核心是对“执法权力滥用”的警惕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同时将事件作为攻击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突破口。在左翼看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ICE执法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在居民区、学校等日常区域开展突击抓捕，佩戴面罩、使用无标识车辆等做法严重削弱了执法透明度，不仅在移民社区引发恐慌，更可能导致执法权力失控。
此次事件中，他们重点强调古德作为“白人母亲”的身份，打破了保守派“强硬执法仅针对非法移民”的说辞，以此证明执法过度问题已威胁到所有美国公民的安全。这种叙事既呼应了左翼长期倡导的“司法公正”理念，也精准击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软肋。
三、深层透视：执法体系漏洞与社会分裂的恶性循环
左右两派的激烈对峙，本质上是美国长期积累的执法体系问题与社会分裂矛盾的集中爆发。无论是右翼强调的“执法权威”，还是左翼关注的“司法公正”，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美国执法体系存在的结构性漏洞，与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形成的恶性循环，已让此类悲剧陷入“发生—抗议—争论—遗忘—再发生”的死胡同。
从执法体系本身来看，三大结构性问题为此次悲剧埋下隐患。
其一，联邦执法人员的豁免权与问责机制失衡。根据美国法律，联邦执法人员享有较强的豁免权，不受州或地方官员的起诉，而联邦机构对执法过度行为的调查往往耗时数月甚至数年，最终追责的比例极低。CNN援引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司法部几乎不可能对此次开枪的ICE特工提起诉讼，这种“问责难”的现状，客观上降低了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谨慎程度。
其二，执法规范与装备配置存在明显漏洞。ICE未强制要求特工佩戴执法记录仪，导致此类事件发生后缺乏直接证据，双方各执一词，加剧了舆论对立。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为加强移民执法，扩大了ICE的执法权限，调派边境巡逻人员加入并设定更高逮捕指标，这种“重结果、轻程序”的导向，进一步放大了执法过度的风险。
其三，执法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冲突。ICE作为联邦执法机构，其执法行动与地方政府的治理诉求存在矛盾，此次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公开对立，正是这种权责失衡的集中体现，也反映出美国联邦制下的治理困境。
更为致命的是，执法体系的漏洞与美国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相互交织，形成了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政治极化导致执法政策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本质上是为了迎合保守派选民诉求，而民主党对ICE执法的批评，也带有明确的政治投机色彩。在中期选举的背景下，双方都不愿妥协，而是试图通过渲染事件矛盾巩固自身支持者基础，这使得执法体系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共识。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已有71%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冲突“非常强烈”，而到2025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攀升至90%，且近六成受访者明确表示，民众不仅在政策领域意见相左，甚至在一些基本事实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盖洛普公司同期民调更显示，仅28%的美国成年人对本国民主现状感到满意，创历史新低，其中共和党人满意度仅17%，民主党人也仅38%，两党支持者对制度的信任度均持续下滑。
另一方面，社会分裂加剧了公众对执法部门的不信任。美国社会已逐渐撕裂为相互隔绝的阵营，不同种族、阶层、政治立场的民众，对执法行为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2025年9月的民调显示，71%的美国人明确认同“美国社会已破裂”，79%的受访者认为过去20年内美国人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度持续降低。
具体到执法领域，福克斯新闻民调显示，仅16%的民众支持撤销警察部门拨款，65%明确反对，但在执法改革方向上，保守派更倾向于强化执法权威，自由派则聚焦权力约束，分歧尖锐。此次事件中，不同阵营的民众基于自身立场选择性相信“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
此外，身份政治的泛滥也让事件的解决更加复杂。以往美国执法过度事件的受害者多为少数族裔，左翼强调“种族歧视”，右翼则以“维护治安”回应；而此次受害者为白人女性，左翼迅速调整叙事，强调“执法暴力威胁所有公民”，右翼则试图将其标签化为“激进左翼分子”。这种基于身份标签的话语博弈，让事件的核心——执法程序是否合法、如何避免类似悲剧——被边缘化，最终陷入“各说各话”的僵局。
四、破局之困：改革的可能性与现实的阻力
此次事件引发的争议，再次让美国执法体系改革与社会共识重建成为焦点。但从现实来看，无论是短期的责任追究，还是长期的体系改革，都面临巨大阻力，破局之路异常艰难。
从短期来看，事件的调查与追责难以让各方满意。由于缺乏执法记录仪的直接证据，联邦机构的调查只能依赖目击者证词与现场勘查，而双方目击者的表述存在根本性矛盾，最终结论很可能偏向联邦执法部门，这将进一步激化左翼与抗议民众的不满。
明尼苏达州州长虽表态要“追究责任”，但受限于联邦与州的权责划分，州政府难以对联邦执法人员采取实质性追责措施。这种“问责缺位”的结果，只会强化公众对执法体系的不信任，为下一次抗议埋下伏笔。
从长期来看，执法体系的结构性改革面临多重阻力。
其一，政治共识的缺失。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移民政策、执法权力边界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过大，在中期选举的背景下，双方都不愿为了改革而妥协。特朗普政府为巩固核心支持者，必然会继续推进强硬移民政策，强化ICE的执法权力；而民主党则会将对ICE的批评作为竞选筹码，这使得改革失去了政治基础。
其二，利益集团的阻挠。执法部门工会、保守派游说集团等利益相关方，会极力反对削弱执法权限、加强问责等改革措施，这些集团在美国政坛拥有较强的影响力，能够有效阻止相关法案的通过。其三，资源投入的不足。要实现执法记录仪的全面配备、执法人员的系统培训、问责机制的完善，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当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联邦与州政府的财政压力较大，难以保障改革所需的资源。
更为深层的阻力，在于美国社会分裂的不可逆性。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种族矛盾持续激化，身份政治愈演愈烈，不同阵营的民众在价值观、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已难以弥合。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执法公正”“移民政策”等核心议题的认知，越来越受到党派身份的影响，同一党派内部的共识不断强化，而对另一党派的厌恶感持续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分裂已伴随政治暴力风险的攀升，美国公众信仰研究所与布鲁金斯学会2024年10月的民调发现，赞同“爱国的美国人可能不得不诉诸暴力来拯救国家”的比例，已从2021年的15%飙升至23%。
在选举这一核心政治议题上，《今日美国报》与萨福克大学的民调显示，超半数特朗普支持者对2024年大选结果真实性缺乏信心，而81%的拜登支持者则充满信心，这种对基本政治程序的认知分裂，进一步侵蚀了社会共识基础。这种“阵营对立”的状态，使得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获得广泛支持，最终只能陷入“拉锯战”，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结语
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枪声，再次撕开了美国社会的伤口。这起ICE执法命案，不仅是一起孤立的执法悲剧，更是美国执法体系漏洞、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的集中体现。左右两派的激烈对峙，看似是对“执法合法性”的争论，实则是对不同政治理念与利益诉求的坚守，这种对立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难以找到平衡点。
对于美国而言，要破解这一困局，不仅需要完善执法体系的结构性漏洞，更需要重建社会共识，摆脱身份政治与党派斗争的束缚。但从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来看，这一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类似的悲剧与争议，仍将是美国社会无法回避的常态。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起事件也为我们观察美国的治理困境提供了重要窗口——一个陷入内部分裂的超级大国，其国内的矛盾与困境，正深刻影响着其自身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