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承认强拆程序违法了，可就是不赔偿。”河南某县村民许先生手持三份法院判决书，满脸焦灼与无奈。这三份判决书串联起他近两年的维权之路：镇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被法院明确判定“程序违法”，但当他据此提起行政赔偿时，却在一审、二审中接连败诉。法院给出的核心理由是——被拆建筑属“违法建筑”，不属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这场纠纷撕开了基层执法与司法实践的复杂博弈，更道出了普通民众在违建治理与权利救济中的现实困局。

据法院生效判决查明，许先生是当地某镇某村村民，2018年在自家原宅基地范围之外，将门前一处集体坑塘填平，随后加盖了围墙、门楼及两间偏房，用于家庭日常使用。许先生强调，该地块虽登记为集体坑塘，但实则是父亲遗留的产业，周边与父亲同辈的邻居均能佐证这一历史渊源，并非无故“侵占集体土地”。

2023年10月，当地村委会向镇政府提交情况说明，指称许先生“侵占村集体坑塘、私搭乱建”，请求镇政府依法拆除。镇政府未深入核实地块历史权属、未征询周边邻居证言，仓促立案调查后，于2023年12月28日下达《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要求许先生在2024年1月4日前拆除加盖部分。

2024年4月29日，在未履行催告、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镇政府由负责武装工作的干部王某、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赵某牵头，趁许先生外出、家中只剩年迈母亲之际，组织人员动用器械对其房屋加盖部分实施强制拆除，相关工作人员强拉其母亲，不让其母亲阻止强拆。致使许先生年迈母亲手臂被拉伤，后续只得在诊所就诊输液多日，身心备受煎熬。据判决书描述，此次拆除为“部分拆除”，却直接导致许先生家“门楼屋顶东南角一角被捅出窟窿”，房屋结构受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强拆一个月后的2024年5月31日，镇政府突然发布公告，主动撤回了此前下达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并重新向许先生夫妇下发《拟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允许其陈述申辩。这一操作直接坐实：4月29日强拆所依据的法律文书已被政府自行否定，那场带着破坏性的强拆，从根源上就失去了合法依据。

房屋受损后，许先生第一时间诉诸法律，请求确认镇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2024年12月18日，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明确支持许先生诉求。法院认为，根据《行政强制法》规定，对违法建筑强制拆除需履行公告、催告等严格程序，镇政府未满足上述要求便实施强拆，属“行政强制拆除程序违法”，因行为已实施完毕，故判决“确认违法”。

首战告捷让许先生看到希望，2025年4月1日，他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镇政府赔偿房屋损失、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约20万元及相关利息。然而，维权之路在此刻急转直下——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两级法院的判决逻辑高度一致：其一，依据《国家赔偿法》，公民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因国家机关违法行为受损；其二，许先生在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集体坑塘建房，所建房屋属“违法建筑”，不属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其三，结论是即便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因受损的并非“合法权益”，镇政府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许先生的诉求，法院或以“无充分证据证明损失”，或以“无法律依据”为由，全盘否定。

面对接连败诉，许先生及其代理律师在庭审中提出多项抗辩，直指判决逻辑中的漏洞，也道出了农村地区此类案件的普遍困境：

其一，建筑合法性不能“一刀切”。许先生强调，房屋建于2018年，农村地区因历史沿革和基层管理滞后，房屋手续不全是普遍现象，不能简单将所有手续不全的建筑都认定为“必拆且无赔偿的违建”。他引用相关司法案例指出，这种现状更多是行政机关管理缺位导致，农民自身并无过错，不应由农民独自承担全部后果。

其二，违法强拆导致举证困难。许先生方认为，镇政府违法强拆是财产损害的直接原因，更关键的是，强拆时镇政府未依法制作财物清单、进行录像公证，导致其无法充分举证实际损失。在此情况下，依据行政诉讼举证规则，应作出对行政机关不利的推定，而非苛求受害者完美举证。

其三，质疑执法动机与公平性。许先生坚持地块有父亲遗留的历史渊源，并非“侵占集体土地”。他直言自己遭遇“选择性执法”——同村不少村民存在类似建房情况，却唯独他的房屋被针对性强拆，镇政府执法缺乏公平性与一致性。对此，镇政府在答辩中始终坚持，许先生建筑本质是违法建筑，拆除是履行职责，程序虽有瑕疵，但未损害合法权益，不应赔偿。

许先生的案件虽有了司法定论，却留下沉重的法治拷问：一个被明确认定“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为何无需承担实质性赔偿责任？这背后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值得基层治理与司法实践深思。

一方面，程序正义与实体救济严重脱节。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与建筑实体合法性评判常相互割裂，导致政府违法执法仅被“确认违法”，却无需赔偿民众损失，“程序正义”沦为纸面结论。这种“程序违法零代价”现状，无异于宣告“只要对象被认定为违建，程序错误可谅解”，既让受害者索赔无门，更削弱法律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力，侵蚀法治公信力。

另一方面，农民举证弱势与历史成因被忽视。在强拆现场，个人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势力量，根本无力固定证据；事后要求受害者完美证明损失，实则是强人所难。更重要的是，农村房屋手续不全的历史成因复杂，机械套用现行法律“一刀切”认定为违建，完全无视历史背景与村民实际居住需求，违背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原则。

许先生家屋顶上的那个窟窿，不仅是房屋的破损，更是普通民众对“违法必担责”法治期待的裂痕。法治政府的建设，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更要求结果公正合理。在违建治理中，如何平衡法律刚性与民生温度，如何让程序违法的行政机关承担应有代价，如何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司法救济，是对基层治理智慧与司法公正的深刻考验。而许先生的维权之路，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