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秋的一个傍晚，在襄阳北路有一个歌厅。

歌厅里面飘出《一条路》的旋律。

63岁的张行抱着木吉他进行试音。

当手指划过琴弦的时候，窗外的霓虹正好照射在他那灰白参半的鬓角上。

有老熟客推门喊他张老板，他抬头笑了，眼尾有着深深的褶子。

他说。

叫老张就可以了，早就不是什么明星了。

要是放在四十年前，有谁能够想到？

那个专辑销售了350万张，让全中国少女都抄写《迟到》歌词的顶流歌手。

现在却心甘情愿地在两百平米的歌厅里调试音响设备。

张行的故事和他唱红的《告诉我》里那句“春天的故事忘了多久”有些相似。

在1984年的时候，他是上海无线电厂的一名工人。

他在白天的时候在流水线上进行工作，在晚上的时候去酒吧进行驻唱。

之后他在吉他大奖赛中获得了冠军。

中唱上海分社给他录制了《成功的路不止一条》，磁带刚刚上市被大家抢着购买。

那时候上海音像店门口排队的人非常多，比购买紧俏商品的队伍还要长。

可是没有想到，他处于顶流的生涯仅仅维持了11个月。

在1985年7月，有报刊登载了《看一个所谓歌星的真面目》。

把他和两位女青年的恋爱纠纷写成是流氓罪的证据。

在严打风潮之下，25岁的张行被判处了三年的徒刑。

我回想起老一辈的人常常说人一旦走红就会招来一些麻烦。

张行后来在《鲁豫有约》里面解释说。

所谓玩弄女性不过是年轻时候的三角恋爱情况。

可是舆论就像放大镜一样，把私人的事情弄成了刑事案件。

更加荒诞的是，当年指控他的女青年L某，在三十年之后因为张行在节目里的回忆。

提起了名誉权的诉讼。

法院的判决很有意思。

既认定张行的陈述没有指名道姓，又暗示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不构成诽谤。

这一桩像罗生门一样的事情，简直就像是时代打在个体命运上的烙印。

真正引发舆论大幅波动的，是他与妻子尹旎的婚姻状况。

1997年，36岁的张行被邀请担任少儿歌唱比赛的评委。

就在此时结识了9岁的尹旎。

女孩的父母是张行的音乐爱好者，主动恳请张行指导孩子唱歌。

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徒弟，十七年之后成为了他的妻子。

2008年两人结婚的时候，47岁的新郎牵着20岁新娘的手。

喜帖上印有《告诉我》的谱子。

网友指责他进行养成系阴谋活动，张行仅仅回应道。

感情这件事情，如同人喝水自己知道是冷还是暖。

现在再去看这段关系，存在着一种超越世俗框架的默契。

尹旎在婚后放弃了歌手的梦想，去帮助自己的丈夫打理歌厅的生意。

14岁的儿子在放学之后常常在店铺里写作业。

有一次被客人认出是张行的儿子，孩子很淡定地回应说。

我的父亲说这里的隔音比教室要好。

这种具有烟火气的幸福，比任何公关通稿都更具有说服力。

张行后半生的经历十分波折。

在2008年的时候，他在进行房屋售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纠纷。

由于没有及时偿还房屋贷款，他成为了失信的被执行人。

媒体所给出的标题表述得非常难听，称作老赖歌星又翻车。

但是他认为是合作伙伴首先出现了违约的情况。

并且还赌气表示自己没有收到法院所送达的传票。

他那一种倔强的劲头，和他当年不接受唱片公司进行包装、坚持按照自己的声线来进行歌曲录制的时候是一样的。

近年来经常有人拍摄到他参与高端的酒局。

在饭桌上一排排价值千元的白酒被摆放着。

杨臣刚等老友在宴席中间喧闹，有人调侃说他是过气的明星来撑场面。

可是转眼间他又在歌厅教导退休的工人弹奏《恰似你的温柔》，并且分文不取。

这样矛盾的情形，也许就是他的人生的真实写照。

他既经历过名利场的奢华，又珍惜市井之中的真挚。

这么看来，张行的歌厅成为了时代的交汇点。

前来消费的中年人点《一条路》以进行怀旧。

而年轻人则好奇地问娶小27岁老婆是如何的感觉。

他有时候喝得过多会说出一句实话。

当年在监狱里天天听广播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

现在，自己反倒成了怀旧的背景音了。

傍晚时分歌厅停止营业，张行蹲在门口喂养流浪猫。

妻子催促他回家吃饭的电话响起了三次。

他不慌不忙地锁好门，哼着《太阳雨》的旋律走进弄堂。

也许这平凡就是他经历过种种起伏后的最终结果。

如同他常常所说的。

成功的道路不止有一条，但是归向家的道路始终最为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