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南下的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里全是汗味和泡面味。

我把宝贵的卧铺票让给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大姐，她挺着肚子，还牵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

她千恩万谢，临下车前，又匆匆撕了张纸条写了个地址，连同封好的信一起塞到我手里。

“小兄弟，你心善，一定有好报。这是我地址，到了深城要是真遇上迈不过去的坎，就拿着这封信，半年后来找我。”她的眼神很真诚，“我丈夫在招商局工作，兴许……兴许能帮上点小忙。”

我道了谢，随手把纸条和信塞进了皱巴巴的帆布包最底层，根本没往心里去。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张轻飘飘的纸条和那封始终没拆开的信，背后代表的真正力量，也远远超出了我那时最胆大包天的想象。

01

一九九二年，开往南方的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里面全是汗味、泡面味和便宜烟的味道。

我叫陈立，二十四岁，以前在江阳第二纺织厂干活。

我手里紧紧捏着一张卧铺票，这是我爸求人送礼才弄到的。

我的行李只有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一本《电子技术入门》，还有厂里开的停薪留职证明。

我们厂都快一年没发全工资了，老师傅们整天在车间喝茶聊天，那些贵得要命的进口机器早就停了，落满灰。

我不想和我爸一样，守着一台机器直到自己也没用了。

南边讲话的春风，像火一样烧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

深城，那个听说满地是黄金的地方，成了我唯一的念想。

“小伙子，能和你商量个事吗？”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

我转过头，看到一个脸有些浮肿的女人，穿着灰蓝色的孕妇裙，双手撑着肚子，额头全是汗。

她身边站着个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正睁着大眼睛不安地看着我。

“大姐，你说。”我赶忙扶了她一下。

她喘了口气，眼睛里全是恳求：“我回深城，只买到坐票，孩子他爸忙，没法接。你看我这身子，实在扛不住几十个钟头。我问了一圈，就你一个小伙子，我想用我的坐票和你换卧铺，我补你差价，再多给你二十块钱，行吗？”

二十块，那时候够我吃半个月了。

旁边几个人看了过来，眼神里带着打量。

一个躺在对面铺位的中年男人“啧”了一声，小声说：“现在的小年轻，精着呢，一张卧铺倒手能赚不少。”

我看着孕妇难受的样子，又看了看紧紧抓着她衣角的小男孩，心里软了一下。

我想起我妈怀我弟的时候，也是这样大着肚子，为了省几毛钱走很远的路。

“大姐，钱不用了。”我把卧铺票递过去，“你去睡吧，我年轻，站着没事。”

女人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好像没听懂我的话。

她愣了几秒，眼圈马上就红了。

“这……这怎么行！小兄弟，这票多难买啊，我不能白占你便宜！”

“没事，就当给我以后的外甥积点福。”我笑了笑，尽量让自己显得轻松点。

那中年男人又“嗤”了一声，好像在笑我傻。

孕妇却坚持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压得平平整整的毛票和一张十块钱。

她数了又数，想塞给我。

我坚决地推了回去：“大姐，你再客气，这票我可真拿回来了。”

看我态度坚决，她只好算了。

她领着儿子，一遍遍道谢，去了我的铺位。

安顿好之后，她又走过来，硬塞给我一个苹果和一个茶叶蛋。

临走前，她犹豫了一下，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用一支很秀气的钢笔写下一行字，又从衣服里摸出一封封好的信。

“小兄弟，你真是好人。我叫周秀兰，你叫我周姐就行。这是我在深城的地址，你到了那边，要是遇上难处，就拿着这封信来找我。我丈夫……他在招商局上班，说不定……说不定能帮点忙。”她把纸条和信一起塞到我手里，表情特别认真，“半年后，你一定得来。记住了，半年后。”

招商局？那地方听着就很高，很遥远。

我一个小地方来的技术员，能和那种地方扯上关系？

我本能地想拒绝，但看着她真诚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谢谢周姐，我叫陈立。”我收下了纸条和信，随手夹进了《电子技术入门》那本书里。

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我以为这只是漫长旅途中一件很小的事，是陌生人之间的一点善意。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封信和这个地址，会在半年之后，把我拖进一场能影响一座城市未来的大风浪里。

而那个“说不定能帮点忙”的承诺，背后藏着的东西，比我当时能想到的，要重得多。

02

火车到深城站的时候，一股混合着海腥味和工地灰尘的热风猛地扑过来。

站台上，各种口音的人吵吵嚷嚷，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想要赚钱的急切和不安。

我背着帆布包，跟着人群挤出车站，一抬头就看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牌子，心一下子跳得飞快。

这就是深城。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地方。

但是，现实很快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像没头苍蝇一样，在罗湖、福田的各个工厂和介绍所之间乱转。

我原来觉得挺自豪的纺织厂技术员身份，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

深城的纺织厂，要么是技术更厉害的港资、台资厂，要么是只要便宜劳力的加工厂。

前者嫌我没碰过自动化机器，后者嫌我“文化太高，干活不麻利”。

我带的钱很快就见底了，从每天能吃一顿七块钱的猪脚饭，变成只能靠两块钱的白粥咸菜过日子。

我从十块钱一晚的招待所，搬到了五块钱一晚的“大通铺”，那是个大屋子，用木板隔出几十个床位，空气里全是脚臭和汗味，整晚都能听到磨牙和说梦话的声音。

一天晚上，我躺在通铺的硬板床上，翻着那本已经卷边的《电子技术入门》。

这本书是我从厂里资料室的旧书堆里翻出来的，自学了好几年，里面的图和公式我早就记熟了。

我甚至还偷偷用厂里报废的零件，自己拼过一台简单的控制器，成功让一台老织布机动了起来。

这是我最大的秘密，也是我最喜欢琢磨的东西。

但在深城，这点“自己瞎琢磨”出来的本事，在那些要求大学文凭和工作经验的电子厂招聘面前，显得特别没用。

当我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书页里夹着的一张纸时，我才突然想起火车上那个孕妇周姐。

我拿出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和那封信，在昏暗的灯光下看。

地址是“深南大道，市府大院，招商局家属楼三栋四零一室”。

信封上什么都没写，封口用胶水粘得死死的。

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去找她试试？

另一个声音马上说：别傻了，人家就是客气一下，你还当真了？招商局是什么地方？你一个外地来的穷小子，跑过去，不被人当骗子赶出来才怪。而且，人家说了，半年后。现在才过了一个多月。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

去，还是不去？

脸面和活下去，在我心里来回拉扯。

第二天早上，当我摸着口袋里最后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时，活下去的念头压倒了一切。

我用凉水洗了把脸，换上自己觉得最像样的一件“的确良”白衬衫，揣着那封信，出门去找市府大院。

市府大院门口有当兵的站岗，看起来很严。

我说是招商局家属，来找人。

当兵的打了个电话进去，问了问“三栋四零一室”确实有人住，才放我进去。

大院里很安静，也很干净，一排排红砖楼藏在树后面，和外面吵吵闹闹的工地像是两个世界。

我找到三栋四零一室，深深吸了口气，抬手敲门。

门开了，开门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白色背心，有点胖，头发梳得很整齐，眉毛眼睛看起来有点厉害，好像在打量人。

他上上下下看了我一遍，眼神又尖又冷。

“你找谁？”他的语气很平淡，但透着一股不想多说话的距离感。

“您好，我找周秀兰周姐。”我紧张得手心冒汗，赶紧解释，“我叫陈立，几个月前在火车上……”

我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

“哦，我想起来了，秀兰和我说过。那个让了卧铺票的小伙子，是你啊。”

他就是周姐的丈夫？招商局的干部？

我心里一喜，赶紧把手里的信递过去：“对对，这是周姐当时给我的信，她说让……”

男人并没有接那封信。

他的目光在我那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衫和破旧的帆布鞋上停了一会儿，眉头不明显地皱了一下。

“进来吧。”他侧过身，让我进屋。

屋里的东西不多，但窗户和地都干净，一台十四寸的“飞跃”牌彩电上盖着带花的布，墙上挂着一幅“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

在一九九二年，这已经是很好的条件了。

“秀兰带孩子回娘家了，过几天才回来。”男人给我倒了杯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我叫赵建国。”

“赵……赵科长您好。”我小心地坐下，只敢坐一点点椅子边。

赵建国没接我的话，而是直接问：“你现在在深城做什么工作？”

“我……我还在找。”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什么专业的？什么学历？”

“我在纺织厂做技术员，高中学历。但我自己学过一些电子技术。”我急着想说自己有用。

赵建国的嘴角好像动了一下，那表情我读不懂，像是在听一个不好笑的笑话。

他拿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水面上的茶叶，慢悠悠地说：“小陈，我很感谢你在火车上帮了我爱人。这份情，我们家记着。”

他话头一转，语气变严肃了：“但是，深城有深城的规矩。这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像你一样的年轻人跑来，都想一下子成功。招商局不是做善事的地方，也不是管扶贫的。我妻子的好心，不能变成你走捷径的理由。”

他的话像一根根冰针，扎得我浑身难受。

我所有的难堪、丢脸和剩下的一点点希望，都被他这几句话扒光了。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真想地上有个缝能钻进去。

“赵科长，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结结巴巴地解释，“我就是想……想找个能用上技术的地方，我什么苦都能吃。”

赵建国看着我，眼神里没有看不起，只有一种冷淡的平静。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远处正在盖的高楼的影子。

“这样吧，”他好像做了一个不容易的决定，“看在秀兰的面子上，我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局里正好缺个打杂的临时工，收发文件，打扫卫生，给各个办公室送送开水。一个月一百五十块，管一顿午饭。你愿意干吗？”

从一个想着干技术活的人，变成一个打杂送水的临时工。

这么大的落差让我几乎说不出话。

看我沉默，赵建国淡淡地说：“不愿意就算了。深城机会多，你可以自己再去闯闯。”

他已经是在赶我走了。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手心里。

我知道，如果我现在走出这个门，我可能连明天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我干。”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赵建国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点变化，好像有点意外，又好像明白了。

他从桌上拿起那封我带来的、他始终没碰的信，连着那张地址纸条一起，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那就好。明天早上八点，到招商局一楼大厅找李主任报到。”他看了一眼手表，“我还有个会，你自己待着吧。”

说完，他直接进了卧室，留下我一个人傻站在客厅里，对着那杯没动过的凉水。

03

第二天，我准时出现在市招商局的大楼前。

这是一栋很气派的十二层楼，门口挂着金色的牌子，在南边猛烈的太阳下反着光。

我整理了一下衣领，心里七上八下地走了进去。

接待我的是李主任，一个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油亮的中年男人。

他大概是接到了赵建国的通知，只是懒懒地抬了抬眼，指了指墙角的一个热水瓶和一叠报纸：“喏，你的活儿。八点半之前，保证每个办公室的开水都满上。九点之前，把当天的报纸发到每个科长手里。剩下的时间，在一楼大厅等着，叫你你就得应。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赶紧点头答应。

就这样，我成了招商局的“勤杂工陈立”。

我的活儿又碎又不起眼：每天一大早，当那些穿着整齐制服的干部们陆续走进大楼时，我已经提着沉甸甸的开水壶，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了；我得记住二十多个科室、将近一百个人的杯子放哪儿；我还得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不出声地进去加水，再不出声地退出来，像个透明的影子。

赵建国是投资促进二科的副科长，他的办公室在八楼。

每次去他办公室送水，他不是在埋头看文件，就是在打电话，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外汇额度”、“三来一补”、“合资建厂”这些词。

他从来没主动和我说过一句话，偶尔眼光对上，也只是淡淡扫过去，好像我就是墙角那个会走路的开水瓶。

这种完全被当成空气的感觉，比挨骂还难受。

我成了这栋楼里最底层的人，谁都能使唤我。

“小陈，去档案室把去年的投资报告给我找来。”“小陈，我这儿的灯泡坏了，你来弄弄。”“小陈，去楼下小卖部给我买包‘万宝路’。”

唯一让我觉得好受一点的，是每天送完报纸后，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躲在楼梯间的角落里，把那些换下来的旧报纸翻一遍。

我特别爱看《深城特区报》的经济版和科技版，像块干海绵一样吸收着关于这个时代的所有消息。

我看到日本的自动化生产线，看到德国的精密仪器，看到香港的电子产业，那些以前只在书上见过的词，现在正活生生地在这片土地上冒出来。

我心里，一直有一团火没灭。

我知道，打杂送水只是暂时的，我必须找到一个机会，一个能让我挺直腰板的机会。

转机发生在一个多月后。

那天下午，我正在拖八楼的走廊，赵建国的办公室里传来了很大的吵架声。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赵科长，不是我想泼冷水，这套‘舒尔茨’纺织机的自动控制图纸，别说我们局里，你就是拿到市里，找到大学的教授来，也未必有人能马上看懂！上面全是德文和各种技术符号，咱们的翻译都翻不出来！”这是一个有点尖的声音，我听出是投资二科的科员小张。

接着，是赵建国又闷又急的声音：“看不懂也得看！德国人后天就到深城，这是我们跟了一年多的项目，投的钱有三千万马克！市里领导亲自盯着。如果我们在技术这块就卡住了，让德国人觉得我们不专业，这项目很可能就跑到隔壁的珠海或者东莞去了！”

“可是……”

“没有可是！”赵建国的声音突然变高了，带着一股烦躁，“王工，你是局里唯一正儿八经学出来的工程师，你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省里请专家？”

一个老一点的声音叹了口气：“赵科长，来不及了。这套控制器系统是舒尔茨公司最新的技术，国内根本没见过。图纸上的逻辑语言和电路设计，和我们以前学的苏联那套完全不一样。两天时间，神仙也搞不懂。”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了，死一样的安静。

我抓着拖把杆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

控制器……舒尔茨公司的纺织机……这些词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乱糟糟的脑子。

我们江阳二厂那几台动不了的“铁疙瘩”，就是八十年代末买回来的舒尔茨老机器！

那时候厂里花大钱请来的德国工程师，只教了最基本的操作，最核心的控制器编程和维护，他们根本没教。

因为这个，我还偷偷把他们扔掉的几页德文说明书捡了回来，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想搞明白里面到底说了啥。

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来。

一个大胆得几乎有点疯的念头冲了上来。

也许……这就是我的机会。

我靠着墙，等了大概十分钟，办公室的门开了，王工和小张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脸上愁云密布。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走到赵建国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他累极了的声音。

我推开门，看到赵建国正烦得揉着太阳穴，办公桌上摊着一大堆蓝色的图纸，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和弯弯曲曲的线。

“什么事？”他头也没抬地问。

“赵……赵科长。”我的声音因为紧张有点发干，“我……我刚才在外面，听到你们说……德国纺织机的图纸……”

赵建国的目光终于从图纸上移开，落到我身上。

他的眼神先是有点疑惑，接着就变成了不耐烦：“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水壶放那儿，你出去吧。”

“不！”我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往前走了一步，“赵科长，我们厂里……用的就是舒尔茨的机器。我对它的控制器系统，自己琢磨过。或许……或许我能看懂那些图纸。”

空气好像一下子冻住了。

赵建国愣住了，他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我。

过了好几秒钟，他突然笑了，那笑里混着荒唐和瞧不起。

“小陈，你是在逗我玩吗？”他指着桌上的图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三千万马克的项目！是决定我们深城以后几年纺织业能不能上去的关键！你一个送水的临时工，跟我说你能看懂德国最新的技术图纸？”

他的话像一把大锤子，狠狠地砸在我脸上。

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缩回去，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没开玩笑。”我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厂的机器因为控制器坏了停了半年，我为了修好它，自己学了西门子的编程语言，查了所有能找到的德文资料。舒尔茨的控制方法和西门子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请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试一试。”

我的坚持，好像让赵建国有点意外。

他眼里的瞧不起慢慢没了，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打量。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快要站不住了。

最后，他从那堆图纸里抽出一张相对简单的外围电路图，扔在我面前。

“好。”他的声音冷得像冰，“给你半个小时。你要是能把这张图上每个零件是干什么的、信号怎么走的说出个道道来，我就让你留下。要是说不出来……你就马上给我收拾东西走人，我这里不养吹牛的废物。”

04

半个小时。

赵建国靠在椅背上，抱着胳膊，用一种像法官看犯人一样的眼光看着我。

办公室里静得只能听到墙上钟表秒针走的“咔哒”声，每响一下，都像敲在我心上。

我拿起那张蓝色的图纸。

纸摸起来很好，上面用很准的线条画着复杂的电路，旁边标满了密密麻麻的德文缩写和数字。

一股熟悉的油墨和纸混在一起的味道传过来，不但没让我紧张，反而让我很快冷静下来。

这就像一场晚来了很多年的考试。

过去那几千个晚上，我在不太亮的台灯下，翻着那些没意思的电路图和编程手册，在废纸上一次一次算逻辑电路的样子，现在都变成了不用想的习惯，流进我的血里了。

我的眼光在图纸上很快地扫过去。

这张是输入输出接口图，管着连接控制器主机和外面的传感器、开关这些东西。

“这张是输入输出模块的电路图。”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左上角的‘Eingang’是输入端，连着生产线上的光电传感器和行程开关。从这个‘二十四伏直流’的标记看，它用的是直流二十四伏安全电压供电，符合德国的工业安全标准。”

赵建国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但没说话。

我继续说：“这里的‘M一点零’到‘M一点七’，是控制器里面的输入继电器地址。比方说，当生产线上的布经过光电传感器‘LS一’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高电平信号，写进‘M一点零’这个地址。控制器的主程序查到‘M一点零’是‘一’，就知道布到位了，可以执行下一步的裁剪或者卷布动作。”

我说的速度不快，保证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这些东西，早就在我脑子里想过几百几千遍了。

“右边的‘Ausgang’是输出端。这里的‘A二点零’到‘A二点七’是输出地址，控制的是电磁阀、接触器和指示灯。从这个电路结构看，它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好处是可靠，能带动交流和直流负载，但坏处是反应速度稍微慢点。比如这个‘A二点一’连的‘KM一’，应该就是主电机的接触器线圈。当程序执行到启动主机的命令时，‘A二点一’输出高电平，‘KM一’吸合，主电机就转了。”

我说着，用手指在图纸上画出信号的走向，从传感器的输入，到控制器的逻辑判断，再到开关的输出，连成一个完整的圈。

“最要紧的是这里。”我的手指停在图纸右下角一个不起眼的小模块上，“‘Not-Aus’，这是德语‘紧急停止’的意思。它连着一个独立的硬件安全回路，不经过控制器的CPU计算，直接切断所有输出电源。这说明德国人设计的时候想得非常仔细，他们把设备安全放在最前面，就算控制器程序坏了或者CPU死机了，干活的人也能按下急停按钮，保证人和机器的安全。”

当我把最后一个字说完，办公室里又安静了。

我抬起头，看到赵建国正呆呆地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没法相信的吃惊。

他抱着的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下来了，身子往前倾了一点，好像想看得更清楚些。

“你……你怎么会懂这些？”他的声音有点干。

“我刚才说了，我自己学的。”我平静地回答，“我们厂的机器坏了，没人会修，我想把它修好，就只能自己学。”

赵建国没有再说话。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

他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桌上那堆让人头疼的图纸，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好像在脑子里进行一场很激烈的斗争。

我能感觉到，我刚才的表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他从来没想到过的门。

但门后面是什么，他好像还没想好。

“你懂德语？”他突然停下脚步，问道。

“不懂。”我老实回答，“但我查过很多技术手册，常见的专业缩写和词，我大概能猜出意思。”

“你真的有把握能把这套图纸最核心的逻辑弄明白？”他的语气已经不是审问了，而是带着一点试探和……一点期望。

“不敢说百分之百。”我没把话说死，“但我可以试试。给我两天时间，不，一天就够了。再给我一本德汉字典和几张草稿纸。”

赵建国又沉默了。

他点了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办公室里马上飘起一股呛人的烟味。

烟雾绕来绕去，他的脸看着更不清楚了。

我站在原地，等着他的决定。

我知道，这是我人生的岔路口。

往前走一步，是不知道的挑战和机会；往后退一步，就会重新回到那个低微的、看不见将来的角落。

“好。”终于，他把烟头按灭了，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就赌这一把！”

他走到门口，对着外面的办公室喊：“小张！去资料室借一本《德汉大词典》过来！再拿一沓稿纸和笔！”

然后，他回过头，用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复杂眼神看着我：“陈立，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去送水了。你就待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哪儿也不许去。吃的喝的我让小张给你送进来。后天上午九点，德国人到之前，你必须给我拿出一份完整的技术说明和逻辑分析报告。要是我在德国人面前丢了人，或者更糟，丢了这个项目……”

他停了一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知道会怎么样。”

说完，他拉开门，大步走了出去，留给我一整间屋子的图纸，和一个比千斤还重的承诺。

我走到办公桌前，摸着那些蓝色的图纸，心里什么滋味都有。

憋屈、难受、不甘心，在这一刻都变成了烧得很旺的劲头。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了第一个德语词的翻译。

属于我的仗，从这一分钟，才真的打响了。

05

接下来的三十多个钟头，我好像进了一个和外面世界隔开的地方。

赵建国的办公室成了我的战场，那些复杂的电路图和难懂的德文符号，就是我的敌人。

小张很快送来了新的《德汉大词典》和一沓稿纸。

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和怀疑，大概想不通为什么前一天还在拖地的临时工，今天就能坐在副科长的办公室里研究这些“天书”。

他把东西放下，什么都没问就出去了。

我把所有的图纸按编号顺序铺开，从电源模块、CPU主板，到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再到复杂的运动控制和通讯模块，一张一张地啃。

这是一套比我们厂里那台老掉牙的机器先进得多的系统。

它不但控制纺织流程，还带着在线质量检查、用电监控和数据记录功能。

很多设计想法，我都是头一回见。

开始的几个钟头是最难的。

我得一边翻着厚厚的词典，一边对着图纸，把每一个零件、每一句说明都翻译出来，然后在脑子里想出它们是怎么连的、是干什么的。

德语的复合词很长，说话的顺序也和中文、英文完全不同，查一个词经常要花上好几分钟。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桌上的草稿纸越堆越高，上面画满了各种逻辑框图和信号流向。

我完全钻进去了，忘了饿，忘了累。

我的脑子像一台转得飞快的计算机，不停地处理着涌进来的信息。

午饭和晚饭都是小张送来的盒饭，我就着凉水胡乱吃几口，又马上扎进工作里。

到了深夜，整栋楼都静了，只有我这间办公室还亮着灯。

赵建国中间回来看过一次，他没打扰我，只是站在门口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

当我弄明白了最核心的CPU主板逻辑，并且理清了主程序和各个小程序模块之间是怎么互相叫的时候，窗户外面已经有点发白了。

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觉得自己做成了一件事的感觉涌了上来。

这套系统的关键，在于一个叫“自适应张力控制”的算法。

它能通过很灵敏的张力传感器，随时检查纱线在纺织过程中拉力的变化，然后通过一套计算，随时调整卷布电机的快慢，保证拉力一直不变。

这能大大地提高布的质量和均匀度，减少断线的次数。

而图纸上有一个关键的通讯接口，标着“Profibus”，这是一种那时候在国内听都没听过的现场总线技术，能让控制器和各个智能模块之间飞快地交换数据。

这才是这套系统的魂！也是德国人敢要那么高价格的底气所在。

我把所有的分析和理解，用清楚的条理，分门别类地写在一份报告里。

从系统是干什么的、硬件有哪些、软件逻辑是什么，到核心技术好在哪里，最后，我还根据图纸的设计，大胆地提出了几个以后安装调试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要注意的地方。

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的时候，墙上的钟正好指着早上七点半。

我一夜没睡，眼睛里全是血丝，但精神却特别兴奋。

我把十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报告整理好，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

然后，我用冷水洗了把脸，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点。

八点，赵建国准时推门进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那份报告。

他走过去，拿起来，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起来。

他的表情特别专心，眉毛一会儿松开，一会儿皱紧。

看得出来，虽然他不是搞技术的专家，但凭他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他能估摸出这份报告的分量。

当他看到我写的关于“自适应张力控制”和“Profibus总线”的分析时，他的手明显停了一下，抬起头，用一种全新的、探究的目光看着我。

他足足看了二十分钟。

看完最后一页，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好像卸下了一个很重的包袱。

“陈立，”他看着我，第一次郑重地叫了我的全名，“你……确定你写的这些，都对吗？”

“我确定。”我回答得没有一点犹豫，“逻辑上完全说得通，符合这套系统设计时要达到的目标。”

赵建国把报告重重地拍在桌上，眼睛里爆发出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光，那是野心和希望混在一起的光。

“好！太好了！”他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果然没赌错！”

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科员小张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脸上全是汗。

“赵……赵科长，不好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德国人……德国人提前到了！现在已经到楼下大厅了！”

赵建国的脸色“唰”一下变了。

按原来的计划，他们应该在酒店休息，上午九点才过来。

这个突然的变化，打乱了所有的安排。

“怎么回事？谁去接的？”

“他们说想感觉一下深城的‘效率’，自己打车过来的！现在……现在局长和李主任正陪着他们，眼看就要上楼了！”

赵建国脑门上的筋都跳起来了。

他抓起桌上的报告，塞到我手里，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命令口气说道：“你，跟我一起去会议室！等会儿德国人问起技术问题，我让你说，你再说！没让你说，一个字都不许讲！听明白了吗？”

我被这突然的变故搞得心里一紧，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跟着赵建国快步走向九楼的涉外会议室。

走廊里，我看到局里好几个领导都走得很快，脸上藏着紧张。

当我们推开会议室大门时，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黄头发蓝眼睛的德国人，个子很高，表情严肃，应该就是舒尔茨公司的代表团头儿。

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翻译。

我们的局长、一个有点胖的、笑呵呵的中年男人，正陪在旁边，说着什么。

看到我们进来，局长立刻招了招手：“建国，快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舒尔茨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赫尔曼先生。”

赵建国马上换上一副又专业又自信的笑脸，上前握手。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叫赫尔曼的德国人，目光越过赵建国，落在了他身后、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旧衬衫、一脸疲倦的我身上。

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突然用生硬的中文问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呆住了的话：

“这位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