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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阿姨是在去年年底“住”进医院的，准确来说，那次住院是她自己要求的。她手里握着一大叠检查报告，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门诊大厅，气喘吁吁地问护士：“哪个医生看得细，别给我敷衍就行。”护士指了指内科诊室的方向，李阿姨随即拎起包，小跑着挤进了人群里。
她的症状说不上严重——胃口不佳，偶尔胸闷，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病得不轻”。“我天天都感觉不对劲，身子虚得很，这不才刚做完体检吗？结果说一切正常，你说可能吗？这机器准不准啊？”医生听到这话，没接茬儿，只是低头看了看她手里的报告单。几秒钟后，他抬起头：“阿姨，您的指标确实都在正常范围内，不过，既然不放心，咱们可以再做些深入检查。”
李阿姨点了点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接下来的两周，她几乎跑遍了医院的每个科室，抽血、拍片、心电图、核磁共振，甚至连胃镜都做了。最终结果依然是——健康得很。医生最后建议她调整饮食、适当运动。可李阿姨皱着眉头，轻轻嘟囔了一句：“怎么可能没病？是不是没查到？”
她的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医生的心里。诊室外，年轻的助理医生忍不住问：“主任，您不觉得现在很多患者是自己吓唬自己吗？明明啥事没有，非要查出点毛病才安心。”主任没说话，叹了口气，伸手揉了揉太阳穴。他知道这不仅是患者的问题，更是整个医疗体系的无奈缩影。
在另一个楼层，医保科的张科长正被一堆报表和电话弄得头晕脑胀。他刚接完市医保局的电话，对方态度不善：“你们医院上个月的住院费用又超标了，平均住院天数比去年同期高了20%，是怎么回事？”张科长翻了翻手里的数据，无奈地回了一句：“我们也没办法，很多患者非要住院，医生拦都拦不住。”电话那头冷笑了一声：“你们医院是不是又在推什么‘套餐检查’？别怪我们不客气。”
张科长挂了电话，转头看向旁边的收费清单，心里五味杂陈。确实，不少科室为了“安全起见”，会建议患者多做几项检查，甚至有些检查完全没必要。可如果医生不建议，患者出了事，家属第一个找医生算账。可如果都建议，医保又会质疑医院“过度诊疗”。两头不是人，谁也不愿意背锅。
他还记得前两个月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因为腹痛住进了消化内科。医生当时建议他先观察一两天，如果没问题就回家，可家属坚决不同意，硬是让医院安排了全套检查，还要求住院观察。结果查来查去，一切正常。老先生出院时，医保局直接打电话过来质问：“这种病例也能住院？”张科长当时怼了一句：“患者自己要求的，医生能怎么办？”
这个问题，张科长没答案，医生也没答案。实际上，患者、医生、医保三方的拉扯，已经成了医疗体系中的“乱局”。三方各有难言之隐，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患者自己“躺枪”。
李阿姨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几个月后，她的老姐妹周大妈也走进了同一家医院。不同的是，周大妈的病情相对明确——高血压多年，最近有些头晕，血压控制得不太好。医生给她开了几种降压药，叮嘱她定期复查。周大妈回家吃了两天药，感觉头晕稍微好了一些，但她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药吃多了，会不会伤肝啊？”于是，她又跑到另一家医院，要求重新开药。
第二家医院的医生看了看她的病历，说她的药物方案很合理，没有必要换。但周大妈坚持要换药，甚至质问医生：“你们是不是给回扣啊？为什么非让我吃这个牌子的药？”医生无奈，只能顺着她的意思开了另一种药。结果药换了，头晕却没缓解。周大妈又回到了第一家医院，这次她直接要求住院观察：“我怀疑你们之前的诊断有问题。”
医生劝了半天，告诉她住院没有必要，但她铁了心。最后，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只能安排她住院。这一住就是一周，做了一堆检查，最终结果和之前一样：高血压引起的头晕，按时吃药就行。周大妈出院时，医保又打来了电话：“你们医院怎么又让这种不符合住院标准的患者住院？”
医生和医保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但受伤的，往往是患者自己。很多人并不知道，过度诊疗不仅消耗了医疗资源，还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比如过多的放射性影像学检查，可能增加患者的辐射暴露风险。而一些不必要的药物治疗，也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副作用。
医生对此无能为力。他们在与患者沟通时，常常面临两种极端：一种是患者对医生过于信任，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是多余的检查，患者也毫不怀疑；另一种则是患者对医生严重缺乏信任，总觉得医生是在“赚钱”，于是不断要求“复查”“换药”，甚至强行住院。
医保也有苦衷。在当前的医疗体系中，医保制度承担了大部分医疗费用，但医保资金并不是无限的。如果过度诊疗的问题得不到控制，医保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而一旦医保资金不足，最终受影响的，依然是普通患者。
患者的心态也值得探讨。很多患者并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对自己的健康过于焦虑。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健康知识充斥网络，普通人很难分辨其中的真假。一些患者被网络上的“科普”吓得不轻，总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难以发现的“隐疾”，于是不断要求检查、住院。但实际上，这种过度焦虑，不仅无助于健康，反而会让他们掉进“过度诊疗”的陷阱。
张科长最近开始失眠。他不断思考，这样的局面到底该怎么破？他想起几年前医保局的一次会议，会上有人提到过度诊疗的问题。当时有专家建议，应加强对医生的培训，提高他们与患者沟通的能力，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但另一些人认为，患者的焦虑更多来源于社会环境，单靠医生很难解决问题。
李阿姨出院后，开始尝试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加入了一个老年健身队，每天跳广场舞，心情好了很多。她偶尔还会和姐妹们聊起那次住院：“其实医生挺好的，我就是自己想太多，老觉得有病。”周大妈则还在纠结吃哪种降压药，她的血压控制得并不理想。
张科长最终想明白了一件事：过度诊疗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医生、患者、医保之间的矛盾，但根本原因，还是信任的缺失。如果医生能更耐心地解释，患者能更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健康问题，医保能更科学地制定规则，或许这个问题就能缓解一些。
他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情，但至少有人开始思考了。这或许是改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