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一则法院终审消息在全国引发震动：原国家经委进出口局副处长叶之枫因泄密罪被判17年有期徒刑，同案的张常胜则被判处死刑。

消息传到医院，卧病在床的叶飞将军接连叹息，良久才喃喃道：“家教，终究薄弱。”随后便合眼不再言语——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犯下泄密罪的女干部，正是他倾注心血教育的亲女儿。

叶飞将军一生刚正不阿，对子女要求严苛到近乎“不近人情”：儿子上学时跟着同学赤脚走路，女儿被分配到偏远的青海德令哈也绝不托关系调动。可偏偏是这样一位严于律己的父亲，却没能阻止女儿走上歧途。叶之枫究竟为何会泄密？17年牢狱生涯又如何改变了她的人生？这背后的故事，远比想象中更令人唏嘘。

▶严父教不出“特殊子女”：叶之枫的成长，没有“将军女儿”的特权

1945年8月，叶之枫出生时，父亲叶飞正忙着在战场上浴血奋战。4年后新中国成立，她的童年虽比战乱年代安稳，却从未享受过“将军女儿”的特殊待遇——叶飞常说：“我是人民的将军，子女也得是人民的孩子，不能搞特殊。”

这种“不搞特殊”，在叶家孩子的成长里刻满了印记。儿子叶小宇后来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学校里大多孩子都赤脚上学，叶家条件虽稍好，叶飞却坚持让几个孩子也光着脚去学校，“他说这样才不会和同学有距离，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女儿叶葳葳70年代被分配到青海德令哈，那是个连地图上都得找半天的偏远地方，她试着给父亲写信求助，盼着能调回内地，可叶飞的回信只有一句话：“既然那里有人能生活工作，你为什么不行？”

叶之枫的成长，也循着同样的轨迹。她从小喜欢画画，常常抱着宣纸跑到景山公园练笔，可父亲从不会因为她的爱好“开绿灯”——既不会托关系找名师，也不会给她额外的钱买笔墨。1971年，听说启功先生要参加一个座谈会，叶之枫硬是自己想办法挤了进去，捧着画册站在角落等了半天，才敢上前请教。启功看着她画的麻雀，笑着提点：“笔太规矩，得撒点野。”就这一句话，让叶之枫记了一辈子，后来她每周都主动找启功学画，从磨墨铺纸到运笔构图，全靠自己一点点琢磨，父亲从未插手过。

就连考大学、找工作，叶之枫也没沾过父亲的光。她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上海交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单位，1979年国务院精简机构时，才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调到国家经委进出口局。从普通职员到技贸结合处副处长，她走了整整5年，每一步都是自己熬出来的。叶飞偶尔会问起她的工作，只反复叮嘱：“在公家岗位上，手要干净，心要踏实，别想着走捷径。”那时候的叶之枫，点头答应得认真，可她没料到，后来自己偏偏栽在了“捷径”上。

▶从“守底线”到“失分寸”：一顿茶局、几句闲聊，她把国家机密当成了“朋友间的谈资”

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家经委进出口局手里握着不少“实权”——小到进口设备的审批，大到跨国贸易的谈判，每一项都牵动着企业的利益。叶之枫所在的技贸结合处，负责进口技术和设备的对接，虽然官职不算高，却成了不少人“攀关系”的目标。

一开始，叶之枫还能守住底线。有人提着礼品上门，她直接拒之门外；有人想请她吃饭套近乎，她也总是以“工作忙”推脱。直到1984年，她认识了张常胜——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总开发公司的职员，一个能说会道、还懂字画的“知己”。

张常胜是名牌大学毕业，英语说得流利，常跟港商打交道。见多了商人的纸醉金迷，再看看自己一个月一两百块的工资，他心里渐渐失衡，开始琢磨着“走歪路”。接近叶之枫前，他早就打听清楚了她的爱好，第一次见面就聊起了启功的字画，从笔法谈到构图，句句都说到叶之枫心坎里。他还特意研究了叶之枫的画作，见面时不吝赞美，却又能点出细微的不足，让叶之枫觉得“终于遇到了懂我的人”。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常约茶局、看画展的朋友。叶之枫从没怀疑过张常胜的用心——在她眼里，对方只是个和自己一样喜欢字画的国企职员，顶多是“好奇国家的进口业务”。可她没意识到，张常胜每一次看似随意的提问，都藏着精心的算计。

1984年底，国家经委接到一批进口轿车的任务，相关的预算、车型、采购数量都是机密。张常胜听说后，借着茶局闲聊的机会，看似无意地问：“听说你们在办进口轿车的事？大概要花多少钱啊？”叶之枫犹豫了一下，觉得“只是说个大概数字，不算泄密”，就随口说了预算范围。接着，张常胜又问起“倾向于选哪个品牌”“要进口多少辆”，叶之枫被“朋友情谊”冲昏了头，竟把关键信息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这些在她看来“随口一提”的话，到了张常胜手里却成了“摇钱树”。他立马把信息卖给了一个外国商人，还帮着对方分析中国的谈判底线，教他们“怎么报价才能刚好卡在中方能接受的范围里”。结果可想而知——在后续的谈判中，中方代表发现，外商每次报价都精准地踩在我方底线附近，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最后买这批车，国家比原计划多花了近千万美元。

▶铁窗内的“书画重生”：用牙刷当笔在墙上练画，出狱后捐光积蓄助学

1985年冬天，国家经委在复盘进口轿车项目时，发现了谈判中的蹊跷——外商怎么会对我方的底线了如指掌？顺着线索一查，张常胜出卖国家机密的证据很快浮出水面，而叶之枫也被锁定为泄密源头。

一开始，叶之枫还抱有侥幸心理，辩称“只是和朋友闲聊，没想着害国家”。可当办案人员拿出通话录音、书信复印件，以及国家遭受的具体损失数据时，她再也无法辩驳，只能低头认罪。庭审时，她反复强调“自己不是故意的”，但法律只看事实——她的“随口一说”，让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17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终究无法更改。

消息传到叶飞将军耳中时，他正卧病在床。这位一生征战沙场、从未向困难低头的老将军，第一次在家人面前流露出深深的无力感。他对身边人说：“我一直教孩子们‘公权不能私用’，可之枫还是犯了错，是我没教好啊。”那之后，叶飞很少再提起女儿，直到1999年去世，他都没能等到叶之枫出狱。

铁窗内的日子，叶之枫一度陷入绝望。但看着狱警送来的报纸上，父亲的名字偶尔出现在“老革命家事迹”中时，她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她写的“人”字——“一撇一捺，要站得正、走得直”。她决定重新拾起画笔，用书画驱散内心的阴霾。

监狱里没有笔墨纸砚，她就跟狱警申请了牙刷和毛巾，把毛巾剪成小段当“笔”，蘸着水在水泥墙上练线条；没有宣纸，她就把废旧报纸收集起来，在空白处练习构图。一开始，其他犯人觉得她“装文艺”，可看着她每天雷打不动地在墙上“作画”，从最初的生涩到后来的流畅，大家渐渐对她刮目相看。狱警也被她的坚持打动，偶尔会帮她找些旧画册，让她临摹学习。

17年里，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书画上。没有外界的干扰，没有职场的浮躁，她的心渐渐沉了下来，笔下的梅花、麻雀也有了启功先生当年说的“野气”。出狱前，她凭借过硬的画功，竟在狱中拿到了“国家高级美术师”职称——这在监狱史上，实属罕见。

1999年，叶之枫刑满释放。此时的她已年过半百，父亲早已去世，曾经的同事、朋友也大多断了联系。她没有去找家人寻求帮助，而是租了一间小房子，继续专注于书画创作。后来，她陆续在福建、江苏、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展览介绍里只写着“叶之枫”三个字，从不提“叶飞之女”的身份。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借父亲的名气”，她只是淡然回答：“我犯的错，不能让父亲背锅；我的成就，也该靠自己挣。”

她的画作《寒梅点雪》曾在南京博物院展出，后来被台湾收藏家以30万元高价收购。这笔钱，她一分没留，全部捐给了福建老区的希望小学。之后几年，她又把卖画的收入陆续捐出，还专门设立了“闽东山区少年书画基金”，给偏远地区的孩子送画笔、宣纸，邀请美术老师去支教。

有人说她“这是在赎罪”，叶之枫听到后从不反驳，只是笑着说：“是不是赎罪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能上学、能画画。看到他们拿着画笔的样子，我心里踏实。”她没有子女，晚年就住在一间小公寓里，墙上挂着自己画的梅花，书桌上摆着父亲当年送她的旧画册。闲暇时，她会去基金资助的小学看看，教孩子们画麻雀，就像当年启功先生教她那样。

▶人生没有“如果”，但有“后来”：从“阶下囚”到“助学画家”，她用余生补过错

如今的叶之枫，早已淡出公众视野。偶尔有媒体想采访她，她都婉言拒绝，只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现在只想好好画画、帮孩子”。她的画作越来越受收藏界认可，有人愿意出高价买她的画，她却坚持“少卖画、多做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助学上。

有人曾问她：“如果当初没有泄密，你的人生会不会更顺利？”她想了想，回答：“或许会吧，可能会在机关里退休，拿着退休金安度晚年。但那样的人生，就像我早年的画，规矩有余，却少了点‘呼吸’。现在虽然经历了坎坷，但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笔下的画也有了灵魂。”

叶之枫的故事，从来不是“名人子女堕落”的八卦，而是一个普通人在诱惑面前迷失、又在困境中重生的真实写照。她曾经犯了错，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这是无法抹去的事实；但她用17年的牢狱反思，用余生的助学行动，一点点弥补过错，也一点点找回了“做人”的初心。

就像她画的梅花，经历过寒冬的凛冽，才能在枝头绽放出最坚韧的姿态。叶之枫的人生，或许不完美，但她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结局——这或许，也是对父亲叶飞将军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