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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孤单地、赤条条地走了。他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和国，奉献给了人民……

他花在教育子女上的心血，也成了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

刘允斌、刘允若是少奇同志的长子和次子。兄弟俩都是国防工业方面的精英人才，为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和航天工业作出了贡献。可是，谁能想到，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同时又浸透着少奇的多少关怀！

刘少奇

他们的母亲何宝珍烈士，还没有来得及在兄弟俩的脑海里留下记忆的痕迹，就于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了。他们的父亲常年为革命走南闯北，顾不上照料他们。允斌被送到湖南老家寄养，稍一懂事就放牛做活，像小长工似地干，直到1938年才回到延安少奇同志身边。允若4岁时在妈妈被抓的一刹那，匆忙交给邻居大婶。后来，允若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作养子，十二三岁时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拣破烂为生，1946年才被地下党组织在苏北农村找到，送回刘少奇身边。

兄弟俩先后回到父亲身边，刘少奇把他们送去上学。他告诉孩子：“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了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住，革命嘛，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

刘少奇

1939年暑假，刘少奇让允斌跟着周恩来的飞机到苏联上学，1945年2月，刘允斌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与此同时，他还光荣地入了党，成为那些从延安去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中的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不久，刘允斌又转入苏联第一流大学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他又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时，允斌成为这批留苏学生中唯一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人。1957年，允斌回国从事国防尖端科学研究。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可就在允斌要为祖国建设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允斌被诬指为“白专”典型、“特务”……他遭到了残酷的批斗。1967年12月，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允斌在包头市郊的铁轨上永远地倒下了，冰冷无情的车轮夺走了他那年仅42岁的生命。

刘少奇和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在苏联莫斯科

允若是个天资聪明的孩子，平时爱好文学和新闻学，1954年，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人才，国家先后向苏联等国派出了一批留学生，允若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允若被分配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过了一段时间，允若感到这个专业同他的爱好实在大相径庭，学习热情不禁大大减退，加上同周围同学搞不好关系，他就向组织提出要转系，转校。他接连给父亲写了三封信，一再申述理由，要求转系。

刘少奇没有用自己的权力私下干预此事，而是给允若写了三封长信，从祖国需要的原则出发，帮助允若分析问题，教育他正确对待个人兴趣，努力学好一门专业技术，回来为祖国建设服务。

在父亲的教育帮助下，允若逐渐提高了对所学专业的认识，安心在飞机仪表专业坚持学习。1960年夏，允若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到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

刘允若

世事难料，在那场风暴中，他因为受到迫害而患了多种疾病。到1974年，允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他的兄弟姐妹们闻讯焦急万分，四处奔走申诉，要求把允若放出来治病。1974年底，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允若才被释放。但终因病情严重而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出狱后两年就去世了。

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也在那个特殊年代遭受了无限艰辛、磨难。所幸的是她看到了光明的到来，等来了自己和父亲的平反。晚年的刘爱琴是俄语教授，为培养人才而辛勤工作。

她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情景。早在1927年，刘少奇就把刚出生不久的爱琴寄养在武汉一个工人家里。在七八岁时，她被卖给一户人家当童养媳，饱受了人间苦难。1938年4月，周恩来派人在武汉找到了爱琴，并把她送到少奇同志身边。父女俩在延安窑洞见面的情景，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女儿带着多年的委屈放声大哭，父亲则搂着女儿喃喃自语：“太瘦了，太瘦了……”

刘爱琴、王光美、刘少奇

接回女儿之后，父亲为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她认字，送她上学。父亲拿出笔在纸上写了个繁体字，问她：“你认识这个字吗？”11岁的爱琴没有念过书，但她记得延安墙上有很多标语，其中有一条听人们说叫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她觉得这个字同标语中的“倒”字一样，就说：“是‘倒’。”

父亲笑了：“噢，你还认识‘倒’字。”

转眼，爱琴上学了。她先是进延安保育小学，第二年又和哥哥一起到苏联，就读于国际儿童院。1949年7月，爱琴在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毕业了。正好这时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就把女儿带了回来。1958年，爱琴在父亲的教育下，主动要求支援边疆，下放到内蒙古工作，在那里一干就是20多年……

刘爱琴

谈到父亲对他的教育培养，她动情地说：“不少人以为我们是国家主席的子女，肯定处处受照顾享清福。殊不知父亲对我们从来都是从严管教，有时甚至严厉到接受不了的程度，更不允许搞什么特殊。20年代，父亲因忙于革命把我送给人家，我当了童养媳，吃了苦；30年代，又把我送往国外，经历了战争和饥饿；40年代，父亲把我领回国严格要求，因为学习不好把我批评得哭了不知多少回；50年代，又把我送到草原，让我体验人民生活的艰苦……现在想起来，大概正因为父亲几十年的严格要求，才使我经受住了十年磨难，今天还能为祖国建设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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