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四川绵阳抗震指挥中心的一位女同志告诉了孙守廷、樊立伟一件“揪心事”：
北川县一所幼儿园，所有建筑全部倒塌。
几位埋在下面的老师为消除孩子们的恐惧，就轮流给孩子们唱歌，一直唱了三天三夜。
下面的人急，上面的人更急。
由于没有大型设备，解放军和志愿者们只能徒手救援，效率很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面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再也听不到。
这位女同志说，她有位同学，女儿五岁，也在这所幼儿园上学。
巧合的是，小姑娘地震当天被他父亲带到绵阳市里，成为这所学校的唯一幸存者。
女同志说：“你们最好去北川，去县城。目前道路已经抢通，但你们这两台大家伙能不能开进去，还不好说。”
樊立伟二话不说，拿起一张特别通行证挥了挥手，带着车队直奔北川。
指挥部负责人胡晶安排专人专车在前面带路。
余震频发，路在山下，滚石时不时地从山上滑落。
车队采取了司机专注开车，各车之间拉开距离，其他人员观察异物提醒司机的办法。
到达北川县城时已是下午。
按照安排，樊立伟带队去北川中学扒人。
现场有一位叫赵东的老师告诉樊立伟哪里有人。
赵东说，主教学楼是框架结构，下面两层倒塌，上面三层结构还在。
正因如此，跑到下面两层的学生反而绝大部分遇难了，只有少数人从一层逃出。
上面三层救出过幸存者。
樊立伟跑到倒塌的楼层缝隙察看，里面全是遇难学生遗体，一个个惨不忍睹。
已过天命之年的樊立伟泪如雨下，冲着那里自言自语：
孩子们，我们一定把你们救出来，不能这么惨的就压在下面，一定给你们一个去处。
樊立伟指挥司机马上进行破拆。

他说：“人歇车不歇，大家轮流上，虽然生命探测仪已经显示没有幸存者了，干活时也要小心，把遗体扒出来，由武警带出，确认身份，再登记掩埋。”
樊立伟回忆：
当时，大家好像都不知道累了，只抱着一个念头：把孩子们都找出来，渴了就喝矿泉水，饿了就啃面包、火腿肠。
5月19日一早，指挥部和华西集团给樊立伟团队送来了可口的饭菜和帐篷。
经过三天两夜奋战，樊立伟团队终于拆除了五层楼房上面的三层，300多名师生遗体上只剩下一层楼板。
经和华西抢险队协商，樊立伟挥动旗子，司机停止作业，
五十多人站成一排，面向废墟下的遇难者集体默哀。
只要揭开这层楼板，孩子的遗体就能重见天日了！
“孩子们，我们来晚了，”樊立伟大喊一声，号啕大哭。
他实在无法想象地震发生那一刻，这些正在上课的孩子经历了怎样的惊恐。
当大楼垮塌之时，当重重的钢筋水泥丛林压到身上时，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当无论怎样呼喊，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这些师生又经历了怎样的绝望。
天色渐渐暗下来，现场照明不足，救援队决定第二天一早再进行作业。
当晚十点四十五分，樊立伟接到指挥部通知：
由于废墟下已无生命迹象，为防止疫病扩散，决定不再分拣遗体，就地掩埋。
说句心里话，不论孙守廷还是樊立伟都对这个决定无法理解：
是的，里面的300多名师生已无生命体征，挖出来有可能加速疫病扩散，难道这就是让遇难者继续压在下面的理由吗？

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么，前面三天两夜扒救的意义何在？
难道仅仅是确认一下废墟下的人都遇难了吗？
防止疫病扩散？
唐山大地震遇难人数超24万人，在那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都克服重重困难，把死者一个个挖出来埋了。
只不过因遇难人数太多，大多数实行的是集体掩埋。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就地掩埋总比再挖出来再埋好吧？
最起码亲人们知道他们埋这里了，另寻他处集体掩埋，很多亲属都不知道具体位置。
仔细分析，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在很多人心目中，人死后仍有灵魂，他们会转世重生。
孩子们在教学楼里遇难，如果不及时挖出来掩埋，他们的灵魂会被钢筋水泥压住，就得不到重生。
因此，这与另寻他处掩埋完全不是一个道理。
同样是北川中学，四周有不少的房子没倒，甚至包括相隔仅一二百米的“老破小”。
北川中学教学楼刚建起五年，倒塌只用了大概五秒钟的时间。
准确地说，那不应该叫倒塌，应该叫垮塌。
作家李鸣生在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中披露：
据北川一位现场目击老师回忆：

（教学楼）粉碎性地变成了一团尘烟，而另一栋五层高的新教学楼，也一屁股坐下去，从五层变成了三层。
北川中学建楼时，后来的校长刘亚春还未调入该校。
刘亚春说，当初建这两栋楼房只用了三四百万。
他承认，当初建教学楼，确实不该省钱，而要建结实的楼房，远远不是这个数字能完成的，建不起。
北川中学不少老师则直截了当地说，那是“豆腐渣工程”。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之所以采取这种就地掩埋的方式，大概率出于怕引起家长公愤的考虑。
再说樊立伟。
当天夜里，樊立伟几乎一夜未合眼。
只要一躺下，他就感觉南面教室方向有隐约的哭声。
樊立伟担心还有人活着，带着儿子樊超来到废墟上。
父子二人一人打着手电筒，一人拿着铁棍“敲击”，边敲边问“有人吗”。
除了学生家长的议论声、哭声，没有任何声音。
一个小时后，父子二人离去。
临走前，樊立伟自言自语：“忒晚了，不打扰你们了，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