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柴荣，这一位被欧阳修赞誉为“一代英主”的皇帝，在登基一个月后，用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立威，开创了五年雷霆万钧的改革，为华夏洗去了唐末以来近百年的颓唐之气，铸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框架。之后，赵匡胤就是站在这位柴荣呕心沥血铺就的基石上，轻松摘取了最成熟的果实，开创了北宋的统一和繁华。
现在就讨论柴荣如何在高平之战胜利中，开创了五年改革，为赵匡胤打下了北宋的“最强家底”。
高平之战：新君赌上国运，一战立威
显德元年（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崩。留下的是一个内有权臣骄兵、外有强敌环伺的脆弱政权。33岁的柴荣登基，也知道自己面临内忧外患的环境。
柴荣知道自己处在乱世，地方藩镇割据，朝廷也是权臣掌控，支持自己都是养父郭威留下的老军事集团班子，根基尚浅。再加上藩镇林立，骄兵跋扈，外部强敌环伺。自己虽然是中原王朝的天子，实质掌控不了权臣和地方藩镇，若不能快速立威，后周随时可能覆灭。
还好，在他登基之后的一个月后，历史还是给予他机会。北汉皇帝刘崇趁后周国丧之际，勾结契丹铁骑，率三万精锐大军南下，直逼后周腹地潞州，扬言要一举灭周：“北汉主闻太祖晏驾，甚喜，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兖将万余骑如晋阳。北汉主自将兵三万，以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自团柏南趣潞州。”
刘崇的算盘打得极其精明：后周的新皇帝登基未稳，人心未附，正是将其一举歼灭、一统中原的最佳时机。
冯道
面对强敌压境，后周的朝堂炸开了锅。宰相冯道等老臣极力劝阻，认为皇帝年轻，防守为主，以逸待劳，不宜亲征，“世宗初即位，刘旻攻上党，世宗曰：‘刘旻少我，谓我新立而国有大丧，必不能出兵以战。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当自将击之。’道乃切谏，以为不可。”这可能也是出于新建立后周稳定着想。
但柴荣力排众议，说出了一句震烁古今的话：“世宗曰：‘吾见唐太宗平定天下，敌无大小皆亲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刘旻乌合之众，若遇我师，如山压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惟王溥劝行，帝从之。”
柴荣也知道这一场战役对自己的意义：如果打输，中原王朝就遭遇到后晋被契丹消灭的命运，自己也是如石重贵一样被俘虏。但如果打赢了，可以向天下树立自己新皇帝的威信。
柴荣也知道五代以来都是骄兵跋扈，如果自己不亲征，将领可能如石重贵手下大将杜重威一样，内外勾结颠覆新生的后周政权。于是，自己一定要御驾亲征，防止将领叛逃，树立自己新皇帝在天下的威信。
可以说，柴荣是在赌一盘棋，好在他冒死赌赢了。他率领后周大军出征，在今天山西高平的高平巴公原交战。战斗一开始，后周右军大将樊爱能、何徽带头溃逃，数千士兵投降，阵型直接崩掉，柴荣的中军陷入重围：“合战未几，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遁，右军溃。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降于北汉。”
柴荣
在这危难的关头，柴荣决定亲自跃马出征，冒着箭雨，率亲兵冲锋督战，打算以命相搏。皇帝的敢死冲锋，也点燃后周将士们的热血，“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太祖皇帝时为宿卫将，谓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又谓张永德曰：‘贼气骄，力战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请引兵乘高西出为左翼，我引兵为右翼以击之。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永德从之，各将二千人进战。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内殿直夏津马仁瑀谓众曰：‘使乘舆受敌，安用我辈！’跃马引弓大呼，连毙数十人，士气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乂言于帝曰：‘贼势极矣，将为我擒，愿陛下按辔勿动，徐观诸将破之。’即引数百骑进陷陈。”
于是，禁军小将赵匡胤与张永德分左右两翼死战，阵斩北汉猛将张元徽，战局瞬间逆转。契丹军见势不妙撤军，北汉军大败，刘崇仅带百余骑狼狈逃回太原。
可以说，这场胜利，是柴荣和赵匡胤、张永德等少数忠勇之将从悬崖边上硬生生抢回来的。而樊爱能、何徽呢？他们在逃跑途中，不仅不听皇帝派来的使者命令返回战场，甚至沿途劫掠自家军队的粮草辎重。等到听说皇帝打赢了，又大摇大摆地回到军营，脸上毫无愧色，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柴荣
这种行径，在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无可争议的死罪。 按军法，“诸主将以下，临阵先退，斩”。但问题在于，在五代十国这半个多世纪里，这条军法很多时候形同虚设。士兵打仗是为了发财，将领拥兵是为了自重。打输了就跑，跑回去说不定还能换个主子继续当官；甚至阵前倒戈，把旧主卖给敌人，都是司空见惯的操作。皇帝？今天姓李，明天姓石，后天姓刘，谁能带来利益就听谁的。这就是柴荣面临的现实：一个军纪废弛、将骄卒惰、中央权威脆弱的烂摊子。
这一战役，在《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均有明确记载，乃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由弱转强的转折点，这也为后周改革和五代末期中原王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高平赌国运：柴荣的立威之战
高平之战远远不是一场胜利。柴荣通过这一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树立了绝对权威，更令世人证明了他是能做大事的雄主。此时赵匡胤还是后周禁军小将，因高平之战战功，被柴荣提拔，逐渐进入权力核心。
之后，柴荣借着高平之战整顿军政。他先树立军纪，将临阵脱逃的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名将校全部斩首。这一刀，砍断了五代以来“兵骄将悍、帅强叛上、武力胁迫皇权”的恶习，皇权第一次真正压过军权，让军纪第一次真正硬了起来。自此，“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中央权威得以重塑。
杀樊爱能、何徽，表面上是执行军法，处置两个败军之将。但柴荣剑锋所指，是整个五代以来积重难返的军队顽疾。他要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到底谁是这支军队的主人？是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宿将，还是他这个皇帝？樊、何二人可不是普通将领。樊爱能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何徽是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清淮军节度使。 他们是禁军高级统帅，是郭威澶州兵变时的老班底，是先帝临终托付的“顾命”重臣。杀了他们，等于向所有功勋宿将、骄兵悍将宣告：无论资历多老、功劳多大，敢抗命、破坏大业，就只有死路一条。
郭威
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对柴荣说：“陛下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这句话戳中了柴荣的雄心。 他登基之初就立志“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要实现这样宏大的蓝图，没有一支令行禁止、如臂使指的强大军队，一切都是空谈。五代乱世，多少皇帝遇弑在自己将领的刀下？郭威的皇位不就是靠军队“黄袍加身”得来的吗？柴荣自己难道想重蹈覆辙？想到这些，柴荣“掷枕于地”，大呼赞同，杀心遂定。
这场诛杀还牵扯到后周军队内部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后周的禁军主要分为两大系统：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樊爱能、何徽是侍卫亲军系统的最高指挥官之一，他们的顶头上司，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李重进。李重进是谁？他是郭威的外甥，是柴荣的表哥，论血缘和资历，都比柴荣这个养子更接近皇位。郭威晏驾前，特意让李重进向柴荣行君臣大礼，就是为了明确二人的名分，防止李重进有非分之想。柴荣对这个手握重兵、性格“木讷”又可能“桀骜不驯”的表哥，始终心存猜忌。
樊、何二人是李重进的直接部属。如果柴荣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上征求李重进的意见，会是什么结果？李重进很可能为部下求情。如果皇帝准了，军法威严扫地；如果不准，则可能激怒整个侍卫亲军系统，甚至引发兵变。柴荣不敢冒这个险。他选择绕过李重进，直接以皇帝的身份，用最严厉的军法处置。这既是对李重进权威的一次敲打，也是向所有军队系统宣示：最高裁决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从此，“帝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犹豫未决。己亥，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侍侧，帝以其事访之，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帝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余人。责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帝以何徽先守晋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废，遂并诛之，而给槥归葬。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赏高平之功，以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盛称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以马仁瑀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马全乂为散员指挥使。自余将校迁拜者凡数十人，士卒有自行间擢主军厢者。释赵晁之囚。”那些习惯了跋扈的将领，那些动辄溃逃的士兵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军法不只是写在纸上的空文，皇帝的刀是真的会砍下来的。
那么，杀了七十多个将领，军队就真的能脱胎换骨吗？柴荣的答案是：破之后，必须立。高平之战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军队“老少相半，强弱不分”。许多士兵只是挂名吃饷，毫无战斗力。于是，在潞州，柴荣开始了著名的“高平整军”。他提出了一个核心思想：“兵在精不在众。今禁军骄惰，遇敌辄溃，岂可用哉？”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简诸军”，也就是进行大规模筛选淘汰。所有士兵，无论出身藩镇还是禁军，都要接受考核。精锐强悍的，选拔出来编为“上军”，也就是中央禁军的核心力量；老弱怯懦的，一律裁汰，让他们回家种地。
柴荣通过高平之战，提拔赵匡胤等一批有才华的年轻将领，成为柴荣倚仗的骨干和军事核心领导班底，也为后来的陈桥兵变埋下了人事伏笔。
柴荣
这场铁血整肃彻底改变了后周军队的气质。从此，这支军队在柴荣的带领下，南征北战，攻淮南，伐后蜀，夺瀛莫二州，所向披靡，为后来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奠定了最坚实的军事基础。当谈论周世宗柴荣这位被史家誉为“五代第一明君”的帝王时，高平之战的军事胜利固然重要，但战后那场毫不留情的清洗与随之而来的深刻改革，或许才是他真正展现一代雄主魄力的起点。杀两个人容易，但通过杀两个人来扭转一个时代的风气则需要非凡的胆识、冷酷的决心和对历史趋势的精准把握。柴荣做到了，尽管他的方式如此残酷，如此决绝。
同时，柴荣也痛感军队的积弊之深，坚定了其“强兵-统一”的建国路线，为后周改革拉开了序幕。可以说，高平之战是决定后周国运的转折点。
雷霆改革：5年时间，打造“最强后周”
在高平之战立威之后，柴荣深知五代乱世的根源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要想结束这百年乱世，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于是，在短短五年时间之内，对后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全方位改革。
1、军事改革：北宋禁军的“原型班底”
柴荣为了精兵强国，推行大规模扩军改革，提倡兵“务在精不在多”。于是他淘汰老弱，成了一支听命于中央的“殿前诸班”——禁军，任赵匡胤为殿前都虞候，执掌禁军的核心。
当时柴荣命令赵匡胤在招募禁军队伍时候，打破门阀限制，天下壮士，无论出身草莽还是罪犯，只要能开硬功，骑烈马，一律编入禁军队伍，也命令各地藩镇的精锐部队悉数抽调至中央。
这样，经过柴荣改造后的中央禁军，装备精良、待遇优厚，战斗力强，只听命于皇帝一人。当中央禁军强于地方藩镇，从根本上剥夺了地方藩镇对抗中央的资本，根源上杜绝割据的可能性。这支最核心的御林军，后来成了赵匡胤政变的基本盘，也是北宋统一战争的王牌。
2、政治改革：北宋制度的“原版图纸”
柴荣在政治改革上，堪称是北宋制度的“原版图纸”。他破格用人，下诏求贤，甚至要求朝臣荐举“天下才俊”，不限门第资历，知人善任，一些如王朴、魏仁浦等出身低微的能臣获得重用。同时，他纠正科举考试的弊端，打破门阀限制，广招人才，破格选用寒门人才。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柴荣整顿司法，亲审冤案，修订刑律统一为《大周刑统》，力求司法公正，废除苛刑。另一方面严惩贪腐，颁布严诏，对贪官污吏绝不姑息。凡贪污纳贿者，无论金额大小，轻重处以极刑或流放。在行政管理上，削弱藩镇，派文官知州管理地方，收回节度使实权。北宋后来的崇文抑武、中央集权，基本是照搬后周框架。
3、经济改革
出身底层的柴荣，深知“民为邦本”。在经济改革上，鼓励开垦荒地，清查土地，均平田租，将无主荒地分给流民耕种。“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会阖门使、知青州张凝上便宜，请罢营田务，李谷亦以为言。乙丑，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木，获地利数倍。或言：‘营田有肥铙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他颁布《均田图》，派遣使者均定河南六十州田赋，打击豪强隐田，减轻贫民负担；清查土地，按实有亩数征税，打击豪强逃税。
由于战乱时候，大多数人为了逃避赋税、躲避战乱成为僧侣，柴荣就开展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下令销毁天下铜佛铸钱，缓解钱荒，促进商业流通，大大充实了国家财政和增加赋税人口、军队人员。此外，他还治理了自唐末以来黄河带来的灾难，使得中原地区经济开始复苏。
同时，柴荣大力兴修水利，疏浚汴河、五丈河等，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运网络，为北宋漕运奠定基础。开封城的扩建，使开封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为后来北宋定都于此奠定了基础。
于是，短短数年，后周仓廪充实、百姓安定，为统一战争攒足本钱，也为北宋的富庶奠定基础。
4、战略规划
在统一战争的战略规划上，柴荣采纳王朴《平边策》，定下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路线：西征后蜀，收复秦凤四州；三征南唐，尽得淮南十四州，扼住南方经济命脉；北伐契丹，42天连克三关三州，兵临幽州。
这一套战略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光义完全沿用，最终结束了乱世，完成了国土的统一。
赵匡胤：捡了 “最强家底”，和平建宋
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在北伐途中突发重病驾崩，年仅39岁。他留下的，却是一个政治稳定、军力顶尖、经济富庶、版图已占绝对优势的后周。何况，强大的外敌北汉和南唐都被打残，契丹已被震慑。
赵匡胤
第二年（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没有血战，没有屠城，几乎是和平交接。赵匡胤完整接收柴荣留下的遗产：全套成熟的官僚体系、精锐善战的中央禁军、富庶稳定的北方腹地、现成的统一战略路线。
可以说，赵匡胤不是“打”出了宋朝，而是接手了一个已经被柴荣改造好的“半成品北宋”。
因此，历史学家经常说“宋承周制”，这也就是说宋朝继承后周的制度和国力。在结束五代乱世和国土统一上，可以说柴荣是在黑暗中凿壁偷光的人，啃了最难的骨头，照亮了通往统一的道路；继承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是顺着光亮走出去，最终推开大门的人。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却有因果。大宋的经济文化繁荣，都是建立在柴荣在高平之战中之后，长达五年雷厉风行改革的基础上。
所以，柴荣的一生短暂如流星，却在五代十国的夜空中划出了最亮的一道轨迹。他虽然英年早崩，五年呕心沥血对后周中原王朝的治理，铺就的不仅是北宋的繁华，更是华夏文明的延续。这样的英主，值得被更多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