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作为我国刑法中的常见罪名，因其构成要件较为模糊、涵盖行为类型广泛，在司法实践中常成为争议焦点。其中，“无事生非”和“借故生非”作为该罪主观方面的重要特征，往往成为控辩双方攻防的核心。

一、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刑法规范与司法解释的演进

（一）立法背景与构成要件特点

寻衅滋事罪规定于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源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分解而来。该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动机，客观方面则涵盖随意殴打、追逐拦截、强拿硬要、公共场所滋事等多种行为类型。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寻衅滋事”的主观动机作了进一步明确，将其归纳为“无事生非”和“借故生非”两种基本类型。这一区分不仅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也为辩护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二）“无事生非”与“借故生非”的规范含义

根据《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1. “无事生非”指行为人为了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

2. “借故生非”指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但矛盾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

这一区分看似简单，但在具体案件中却往往成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分水岭。

二、主观要件的证明困境与辩护空间

（一）司法实践中主观要件的证明特点

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证明存在天然困难：行为人的内心动机难以直接观察，往往需要通过外部行为反推。这种证明特点既给公诉机关带来挑战，也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操作空间。

实践中，部分案件存在“客观归罪”倾向，即只要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就推定行为人具有相应主观动机。辩护律师需要敏锐识别这种倾向，并通过证据和法理分析予以纠正。

（二）“无事生非”的辩护切入点

1. 行为背景审查：辩护律师应全面审查行为发生前的背景情况，寻找可能存在的“事由”。即便是微小的事由，也可能动摇“无事”的认定。

2. 行为人一贯表现：如果行为人没有类似前科，或在与被害人无任何交集的情况下突然实施行为，需要排除精神疾病等非“寻衅”动机的可能性。

3. 行为对象特定性分析：典型的无事生非行为往往针对不特定对象或随机选择对象。如果行为对象具有特定性，且存在某种关联，则可能不符合“无事生非”特征。

（三）“借故生非”的辩护关键点

1. “故”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审查：辩护律师需要审查所谓的“故”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足以引发一般人的情绪反应。如果事由微不足道，与行为严重程度明显不成比例，则可能被认定为“借故”。

2. 矛盾责任分配分析：根据《解释》，如果矛盾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则不构成“借故生非”。辩护律师需要仔细梳理矛盾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明确各方责任。

3. 行为反应适度性判断：即便存在事由，也需要判断行为人的反应是否在合理限度内。如果反应方式与事由性质基本相当，可能不构成寻衅滋事，而应考虑是否属于其他违法或侵权行为。

三、证据审查与事实重构的辩护策略

（一）言词证据的精细化审查

寻衅滋事案件往往依赖言词证据，包括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供述。辩护律师应当：

1. 比对证据矛盾点：寻找不同言词证据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关于事发起因、发展过程的描述差异

2. 审查证据形成过程：关注询问/讯问时间、地点、方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诱导、胁迫等情形

3. 分析证据细节合理性：结合生活经验，判断各证据描述是否符合常理

（二）客观证据的全面挖掘

除言词证据外，辩护律师应当着力挖掘可能存在的客观证据：

1. 监控录像：公共场所的监控可能完整记录事件全过程

2. 通讯记录：微信、短信等可能反映矛盾起因和升级过程

3. 现场痕迹：打斗痕迹、物品损坏情况等可帮助还原行为过程

4. 医学证明：伤情鉴定可帮助判断行为方式和伤害程度

（三）事实重构的辩护应用

基于证据审查，辩护律师可以构建有利于当事人的事实版本：

1. 突出事由的真实性与合理性：通过证据链条证明行为事由的客观存在

2. 强调反应的有限性与被动性：展示行为人的克制或被动应对情节

3. 揭示被害人过错：如有证据表明被害人存在挑衅、辱骂等不当行为，应当充分揭示

四、法律适用与定性辩护的多层次策略

（一）罪与非罪的边界把握

1. 社会危害性程度分析：寻衅滋事罪要求行为达到“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辩护律师可以论证，个别冲突未对公共秩序造成实质影响，不应上升为刑事犯罪。

2. 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分：许多寻衅滋事行为可能同时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辩护律师可以主张，行为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应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二）此罪与彼罪的辨析主张

1. 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分：如果行为针对特定对象且有明确伤害故意，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而非寻衅滋事罪。两罪在量刑标准上有所不同，辩护律师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有利的定性方向。

2. 与聚众斗殴罪的界限：涉及多人的冲突可能同时触犯两罪。辩护律师需要分析行为人的具体角色和行为特征，争取较轻的定性。

（三）量刑情节的充分运用

即便罪名成立，辩护律师仍可在量刑阶段争取最佳结果：

1. 主观恶性评估：通过事由分析，论证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

2. 事出有因的认定：争取将“借故生非”认定为从宽情节

3. 和解与赔偿情况：如已达成和解、赔偿损失，应当作为重要从宽情节提出

五、典型案例的辩护启示与实务要点

（一）“酒后滋事”类案件的特殊考量

大量寻衅滋事案件发生在酒后。辩护律师需要特别关注：

1. 醉酒状态对主观故意的影响：虽然刑法规定醉酒不影响刑事责任，但极度醉酒可能影响行为控制能力和主观认知

2. 事发起因的客观性：酒后行为往往有特定诱因，需要仔细挖掘

3. 行为模式的特殊性：酒后行为可能更为冲动但持续时间短，危害性相对有限

（二）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处理

因邻里纠纷引发的冲突常被定性为寻衅滋事。辩护要点包括：

1. 矛盾历史追溯：邻里纠纷往往有长期积累过程，非单次“寻衅”

2. 双方过错分析：通常双方均有过错，不满足“无事”或“借故”的单方性特征

3. 和解可能性：邻里关系有修复必要，和解对双方更有利

（三）网络寻衅滋事的新型挑战

随着网络发展，部分寻衅滋事行为转移到网络空间。辩护律师需关注：

1. 虚拟行为与现实危害的关联：网络行为是否实际破坏社会秩序需要具体证明

2. 言论性质与边界的界定：区分网络骂战与寻衅滋事的法律标准

3. 点击量、转发量的真实性质疑：网络数据可能存在人为操纵，需要专业审查

六、审前辩护与庭审策略的有效衔接

（一）侦查阶段的早期介入

寻衅滋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往往已形成初步定性。辩护律师应当：

1. 及时提出法律意见：在提请批准逮捕前，向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提交专业意见

2. 证据固定与保全：指导当事人或家属收集有利证据

3. 和解谈判协助：在适当时机协助促成刑事和解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精准沟通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辩护律师应当：

1. 全面阅卷与专业分析：形成系统的质证意见和辩护观点

2. 与检察官专业沟通：以书面或当面方式就案件定性问题交换意见

3. 量刑建议的提前沟通：如有从宽情节，争取在起诉阶段获得认可

（三）庭审阶段的立体辩护

庭审是辩护工作的关键环节，应当采取立体化辩护策略：

1. 庭前会议的有效运用：解决程序问题，明确争议焦点

2. 交叉询问的精心设计：通过询问揭示事实全貌

3. 专家辅助的适时引入：必要时申请心理学、社会学专家出庭

4. 类案检索的系统提交：提供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作为参考

七、结语：在规范解释与个案公正间寻求平衡

寻衅滋事罪中“无事生非”与“借故生非”的区分，不仅是法律解释的技术问题，更是平衡社会秩序维护与个人权利保障的价值选择。辩护律师在这一领域的专业价值，体现在对法律条文的精准理解、对证据材料的细致审查、对案件事实的全面把握。

随着社会发展和司法理念更新，寻衅滋事罪的适用也面临新的审视。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司法政策，体现了对寻衅滋事罪审慎适用的导向。辩护律师应当把握这一趋势，在具体案件中推动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司法的公平正义。

通过专业、精细的辩护工作，律师不仅能够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能够促进寻衅滋事罪法律适用的规范化、精准化，最终服务于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