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新乡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村支书被顶包案”调查及处理情况通报，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员共11人进行了严肃的问责。

《通报》也还原了整个事实的过程和真相：2024年6月，因孙石窑村未完全履行法院对其债务纠纷判决，法院拟对时任村支部书记、法定代表人帖某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为避免被“限高”，帖某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石某求助，石某找到法院执行局局长魏某商量规避办法，之后再安排工作人员套用红头文件，制作了任命村民郭某（智力二级残疾）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虚假文件，应付法院执行，法院执行承办人依据虚假文件对郭某采取“限高”措施，后法院发现该文件失实，已解除对郭某的“限高”措施。

《通报》对村支书顶包的事实厘清还原后，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在残疾人被顶包为村支书的舆情事件刚发酵时，起初，大家还认为，制作提供虚假文件、应付抵制司法执行，还只是乡镇和村两级部门的干部，目无法纪、私自作出的行为，法院执行部门只是没有严格查证核实罢了，没想到，村支书被顶包、张冠李戴的事情，竟然是跟法院执行部门负责人的商量后的操作，这法院执行局负责人，一方面，对不能履行判决义务的当事人进行强执措施，是为了判决得到有效履行，维护法律权威，但是呢，却又商量让被执行方搞虚假文件、应付抵制执行，这操作，任你想破脑袋，想不通也看不懂。

《通报》根据调查后的结果，对11名责任人进行了严肃问责。这其中，有不参与不知情、只是负有管理责任的领导干部，也有直接参与策划和操作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问责的板子打下来，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感到痛，这就是违规违纪的代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不过，比较起来，人们似乎对时任村支书帖某的处理感到重了点，有点儿委屈。

从处理结果看，就党纪处分来说，就主要责任人比较，村支书帖某是留学察看二年，镇长是留学察看一年，执行局长是党内严重警告，村支书最重，就其在顶包案中作用来看，确实有点儿委屈。

首先，该村的债务与帖某没有任何责任。村支书顶包案的起因是债务纠纷，是孙石窑村原支部书记在任期间，多次垫付村里日常事务开支形成的70多万元债务，向法院诉讼请求村委会偿还，可见，这债务是村委会的欠债，不是帖某个人的欠债，而且也不是在帖某任村书记期间举债或者经手所形成，他只是在担任村支书时，刚好被债权人起诉，要求履行还款义务而已，确实有点“冤”。

其次，虽然被法院判决履行债务义务，但估计该村实在是没钱，真有钱的话，前面村支书既不会垫付、而且离任时自己会用村里的钱还上。村里没钱，帖某不可能用自己的私房钱还村里的账。帖某不是老赖，那些转移资产、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黑心老板们才是真正的老赖，要“限高”的应该是他们。

再次，面临被“限高”，帖某找上级镇政府反应和求助，其行为本身并无不妥，至于后来，与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商量、镇政府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制作文件等操作，则非帖某所能左右的，你法院都叫这么搞，镇政府都按这么操作，我一个村支书能反对？不但不反对，反而还很乐意配合呢。

当然，不能不说村支书帖某没有责任，要说最大的责任，大概就是其选错了顶包人，全村那么多人不选择，偏偏选了智力二级残疾，连“10+10”都算不清的人来顶包变成村书记，这很容易露馅，也就把事件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