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毛主席来到湖南长沙，休养了114天。

这一年的10月20日，毛主席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及随行人员。81岁的毛主席面对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说出了一段令人意味深长的话语，他没有夸耀新中国建设成就，反而冷静地指出：“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这番话语让在场人员颇感意外，却道出了毛主席晚年思考的核心：他追求的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进京赶考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钓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援、郭沐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在毛主席心中1949年建国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他想要的不仅是政权更替，更是要与5000年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既要改变旧的所有制关系，更要革新旧的思想观念。

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主席敏锐地发现，所有制变革相对容易，但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却难以根除。八级工资制这些经济手段，就像旧社会的“软件”装在了新社会的“硬件”上。

王震将军晚年感叹：“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正是对此的深刻体会。

毛主席的政治哲学核心是“人民管理国家”。他在批注苏联教科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大的权力是管理国家”，他认为如果人民不能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军队、企业，那么所谓的人民劳动权、休息权都将难以真正保障。这种思想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官管民”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他领导的抗战能凝聚起“十亿人民十亿兵”的磅礴力量。

回想1945年，面对黄炎培在延安窑洞提出的“历史周期律”之问，毛主席曾自信地回答：“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但他深知从李自成进北京后迅速腐化的教训看，打破这个“周期律”何其艰难。他晚年的种种探索和深层动机，都是为了防止革命成果变质，避免形成新的特权阶层。这种试图以一代人之力对抗数千年历史惯性的努力，既展现了理想主义的悲壮，也折射出改革的艰难。

今天重读毛主席，最重要的是避免两种误区：既不能将其神化，也不能简单否定；他留下的最宝贵遗产，是“矛盾论”、“实践论”等思维方法，这些思想武器至今依然犀利。他理想中的“新活法”是每个人都能摆脱旧社会的等级观念和自私心理，成为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创造力的新人。

毛主席当年对“两个决裂”的思考，提醒我们要警惕旧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复活。

我们需要思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坚守文化自信？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毛主席对“新活法”的不懈探索中。毛主席晚年对“新活法”的探索虽然未竟，但他开启的历史进程仍在继续。每一代人都有责任根据时代条件，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平、更加进步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的思想和精神将始终是一盏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