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科举路：长安“985”考生的逆袭人生，压力远超想象
天还没亮，20岁的白居易从通济坊的出租屋里爬起来，点燃油灯，开始背诵《五经正义》。他已经连续三年落榜，如果再考不上，就得收拾包袱回老家太原了。
贞元十六年的春天，长安城南的槐树刚刚发芽，48岁的孟郊终于等来了那张改变命运的榜单。当他看到“孟郊”两个字赫然在列时，挥笔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然而在这背后，是他连续三次落榜的煎熬，是“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的痛苦自白。唐代的科举，远比如今的“985”高校竞争更为残酷。
1 残酷的录取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如果你以为现在考研难，那你是没见识过唐代科举。
唐太宗时期，全国每年参加科举的考生大约有两三千人，而录取名额呢？平均不到30人，录取率仅1%左右。到了晚唐，考生数量增加，但录取名额并没有相应增长，竞争反而更加激烈。
对比一下：2023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474万，录取率约16%。唐代科举的难度，相当于今天你不仅要考上研究生，还要考进顶尖的“985”高校最热门的专业。
更残酷的是地域差异。唐代实行“解额制”，各州府的推荐名额有限。像长安、洛阳这样的京畿地区，名额相对较多；而偏远州府，可能数年才有一个推荐名额。
白居易在给友人的信中抱怨：“举进士者，千人百人中得第者，十数人而已。”这绝非夸张。他本人也是考了三次才中进士，那年他已经29岁。
2 漫长的备考路：十年寒窗是标配
唐代科举没有年龄限制，这就意味着你可能要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竞争。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五六十岁的老者，同场竞技是常态。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句当时流传的俗语，道出了科举路上的艰辛。三十岁考上明经科算老了，五十岁中进士还算年轻！
杜甫的好友元结，天宝十二载进士及第，时年37岁；韩愈考了四次进士，25岁才中第；晚唐诗人曹松考了一辈子，直到71岁才中进士，与他同榜的还有四位古稀老人，时人称“五老榜”。
备考期间，考生们聚集在长安，形成了独特的“考学经济圈”。他们在城南租房子，去西市买笔墨，到东市淘典籍。有人甚至一住就是十几年，从少年考到白头。
孟郊在长安备考期间写下的诗句，道尽了这份辛酸：“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
3 考试内容：比“五道口”更难的综合素质测试
唐代科举主要有进士、明经等科。最受重视的进士科，考试内容远比今天的考研复杂。
首先是贴经：从儒家经典中任意选取一页，遮盖左右两边，只留中间一行，考生需填写被遮盖的内容。这要求考生对经典倒背如流。
其次是杂文：包括诗、赋、箴、铭、表、赞等各种文体。特别是诗赋，不仅要符合格律，还要展现文采和思想。王维就是因为诗写得好，得到公主赏识而中第。
最难的是策论：就时政问题提出见解和解决方案。这相当于今天的申论，但范围更广，要求更高。考生需要熟读经史，关心时政，有独到见解。
此外还有经义：解释儒家经典的要义，不能偏离官方指定的注疏。
白居易备考时，每天的学习计划包括：背诵经典五千字，练习诗赋两篇，阅读史书一卷，撰写策论一篇。这种高强度学习，他坚持了整整五年。
4 长安生活：高昂成本与心理压力
在长安备考，经济压力巨大。房租、饮食、书籍、笔墨、社交，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
贞元年间，长安一间普通客房月租大约500文，而一个九品官的月俸才1500文左右。考生若没有家庭支持，很难在长安长期生活。
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提到，自己备考期间“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生活拮据到连饭都吃不饱。
除了经济压力，心理压力更是巨大。落榜的打击，家人的期待，同龄人的比较，前途的迷茫，种种压力交织在一起。
孟郊落榜后写下：“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短短四句，道尽了落榜生的辗转难眠与思乡之情。
更残酷的是社会评价。唐代社会对科举极为看重，“进士及第”是光宗耀祖的事，而落榜则可能招致嘲笑。一些考生因此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失常。
5 考场实况：九天六夜的“科举马拉松”
唐代科举考试在尚书省举行，时间通常在正月或二月。最艰苦的是进士科的考试——连续九天六夜。
考生进入考场前要经过严格搜身，只能携带笔墨、蜡烛和食物。每人一个小隔间，不到两平方米，称为“号舍”。九天里，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解决。
二月的长安，春寒料峭。号舍没有取暖设备，考生们冻得手脚冰凉。夜晚只能和衣而卧，常常被冻醒。
饮食方面，考生自带的干粮很快就变得又冷又硬。富裕人家的考生可以带些肉脯、胡饼，贫寒考生可能只有几个蒸饼充饥。
考试期间，考生不能离开号舍，有专门的监考人员巡视。一旦发现作弊，立即驱逐出场，并终身禁考。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考生不仅要保持清醒头脑，还要写出文采斐然的诗赋和见解独到的策论。体力、智力、意志力，三重考验同时进行。
王维曾回忆自己的考试经历：“九天闭户，六夜不眠；手足冻裂，面如死灰。”即使考中多年，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6 考中之后：前途并非一片光明
历经千辛万苦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当官。还有更关键的一步：吏部选试。
选试标准有四：“身、言、书、判”。身，要求体貌丰伟；言，要求言辞辩证；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
也就是说，你不仅要文章写得好，还要长得端正，口才出众，书法漂亮，判案能力强。这简直是全科人才选拔标准！
即使通过选试，获得官职也大多是从九品做起。唐代官制，九品官月俸仅1500文左右，勉强维持生计。
更残酷的是晋升之路。没有背景的进士，往往要在基层摸爬滚打十几年，才可能有所升迁。许多人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六七品的地方官。
白居易中进士后，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年，才升为县尉。即使后来官至翰林学士，仍多次被贬。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及第进士，只是入门；仕途漫漫，方显真章。”
7 与今天考研的比较：不同的压力，相似的焦虑
唐代科举与今天考研，看似相差甚远，实则有许多相通之处。
经济压力方面：唐代考生需承担长安的高昂生活费用；今天考研学生同样面临培训班、资料费、生活费等开支，不少学生因此背上债务。
心理压力方面：唐代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今天则有“二战”“三战”考生，一年复一年地备考，承受着年龄焦虑和同辈压力。
竞争激烈程度：唐代科举1%的录取率，堪比今天顶尖高校的热门专业；而今天考研虽然整体录取率较高，但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稀缺。
社会期待方面：唐代“进士及第”光宗耀祖；今天考上“985”研究生同样被家庭和社会寄予厚望。
不过，两者也有明显不同。唐代科举几乎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今天则有更多元的发展道路。唐代科举考试内容相对固定；今天考研专业细分更强，考察更专业化。
8 那些落榜的巨人：另一种成功学
在唐代科举的金字塔尖下，是无数落榜者的身影。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篇章。
杜甫考进士不第，辗转漂泊，却写下了“诗史”；李贺因避父讳不能应试，他的诗歌却开创了一个时代；罗隐十试不第，自编文集《谗书》，讽刺时政，成为晚唐小品文的代表。
最传奇的是“诗鬼”李贺。他虽然因父亲名讳未能参加科举，却以超凡的才华震撼了整个长安文坛。韩愈读到他的诗后，亲自上门拜访，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这些落榜者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科举并非唯一的价值尺度。即使在极度重视科举的唐代，也有多元的成功路径。
白居易晚年时反思科举制度，写下：“不求官达，但求心安；不慕荣利，但慕清名。”这或许是对科举焦虑最好的解药。
孟郊中进士那年，长安的杏花开得特别灿烂。当他骑着马穿过朱雀大街时，路边的孩童追着喊：“看，新科进士！”
那一刻，所有的寒窗苦读、所有的落榜煎熬、所有的长安孤寂，似乎都值得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这份荣耀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无数次自我怀疑，是一段与命运搏斗的青春。
今天，当我们为考研焦虑、为“985”奋斗时，不妨想想一千多年前的长安考生。他们面对的竞争更残酷，出路更狭窄，但他们依然前赴后继，在科举这条路上追逐自己的梦想。
历史的考场总在变换形式，但青春的奋斗与焦虑，却跨越千年，惊人地相似。那些在油灯下苦读的夜晚，那些等待放榜的忐忑，那些金榜题名时的狂喜，构成了中国读书人共同的精神记忆。
长安的“985”考生们早已消失，但他们留下的奋斗故事，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代追梦人。或许，这就是科举制度给后世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对知识的尊重，对奋斗的信仰，对改变命运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