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东北中朝边境的山城通化，正酝酿着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色风暴。

彼时，距离日本裕仁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按道理，所有日本兵，都应该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谁也未曾想到的是，一万多名已放下武器的关东军，竟会违背天皇的命令，在我国的一座小城突然发动暴乱，而他们面对的，是仅有五百余名官兵的八路军小分队。

这场力量悬殊的对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溥仪的弟媳嵯峨浩曾在回忆录《流浪王妃》中写下：“从窗口望去，浑江河岸枪毙日本人的场景历历在目，枪声持续了两天两夜。日本人成排跪在河堤上，被处决后，无论死活，都被直接踢进冰冷的江里喂鱼。”

这位出身日本贵族、嫁给伪满洲国溥仪之弟溥杰的女性，彼时正被软禁在通化公安局二楼，亲眼目睹了这场暴乱平息后的惨烈场景，她的文字虽带着几分旁观者的唏嘘，却也真实记录下了那段历史的残酷底色。这场发生在1946年2月3日（农历大年初二）的暴乱，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会出现如此惨烈的清算场景？背后藏着多少绝境中的挣扎与万般无奈的抉择？

通化，这座夹在长白山余脉之间的小城，浑江穿城而过，东接朝鲜，西连辽沈，境内铁矿、煤矿、森林资源富集，不仅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进可直抵松辽平原，退可据长白山天险固守。这样一座得天独厚的小城，在近代以来，便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肥肉，而这份觊觎，最终演变成了长达十四年的血腥掠夺与殖民统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铁蹄踏破东北大地后，通化便被日军纳入殖民统治的核心区域。日军深知通化的战略价值与资源优势，将其定位为侵华战争的重要资源补给基地和战略后方，甚至在二战后期，计划将日本本土危急时的天皇行宫迁至此地，将通化打造成其“满洲复国”的最后堡垒。

为了实现这一野心，日军对通化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疯狂掠夺，他们强行霸占矿山、修建厂房、掠夺粮食，将通化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本土，支撑其罪恶的侵华战争。

在通化的矿山里，无数中国劳工被日军强行抓来，他们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基本的保暖衣物，更没有医疗保障。日军对待劳工如同对待牲畜，稍有懈怠便是打骂、鞭抽，甚至直接枪杀。

据《通化市志》记载，仅通化境内的食人沟煤矿、五道江铁矿，十四年间就有超过十万名中国劳工惨死，他们的尸体被随意丢弃在矿山的乱葬岗，久而久之，乱葬岗白骨累累，风吹过便是呜咽般的声响，当地人称之为“万人坑”。有老人回忆，当年矿山周围的野草，都被劳工的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每到雨天，雨水冲刷着乱葬岗，地面便会渗出暗红色的水痕，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与腐烂味。

除了掠夺资源，日军还在通化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他们烧毁村庄、屠杀百姓、强奸妇女、推行奴化教育，试图从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人民。无数家庭在日军的铁蹄下支离破碎，无数父母失去孩子，无数妻子失去丈夫，无数孩子成为孤儿。

通化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中国人民的血泪；每一座村庄，都埋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

1936年，通化柳河县一个村庄的百姓，因拒绝为日军运送物资，被日军集体屠杀，全村三百余人，仅存活三人，村庄被一把大火烧成废墟，至今仍能在当地看到当年火灾留下的残垣断壁。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正式对日宣战，百万红军挥师东进，势如破竹的攻势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兵败如山倒。短短十几天时间，关东军主力被击溃，残余部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十四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通化人民也终于摆脱了日军的殖民统治，迎来了久违的曙光。

然而，这份曙光并未持续太久，通化很快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苏联红军占领通化后，并未对日军残余势力进行彻底清算，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掠夺通化的工业设备与战略物资——日军在通化修建的工厂、矿山的机器设备，被苏军拆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回苏联.

日军藏匿的粮食、弹药，也被苏军大量收缴。对于剩余的日军官兵及侨民，苏军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将他们像沙丁鱼一样塞进闷罐车，运往西伯利亚充当苦力，途中不少日军官兵因严寒、饥饿、疾病死去，尸体被随意丢弃在铁路沿线。

此时的东北，局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军队正凭借美国的支持，源源不断地向东北调兵，试图抢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正从山东、河北等地渡海北上，接管东北的部分地区，建立民主政权。苏军在完成对通化的初步接管后，因主力部队需要开赴朝鲜作战，便将通化的防务与政权建设任务，交给了一支由五百余名官兵组成的八路军小分队——这支队伍大多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他们在长白山密林中转战多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却又肩负起了守护通化的重任。

这支八路军队伍，条件极为艰苦。他们穿着单薄的空心棉袄，棉袄里的棉絮早已结块，根本无法抵御通化冬季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头上戴着破旧的狗皮帽子，脸上冻得通红，手上布满了冻疮与老茧.

武器装备更是参差不齐，有的战士使用的是缴获的日军三八大盖，有的使用的是老旧的步枪，甚至还有部分战士没有枪支，只能拿着大刀、长矛充当武器。官兵之间没有明显的标识，没有统一的军装，在当地百姓眼中，这群“土八路”的模样，与传说中骁勇善战的抗联队伍似乎相去甚远，甚至有不少百姓因为长期受到日军的奴化教育，对这支八路军队伍心存疑虑。

但正是这支看似不起眼的队伍，却肩负着千钧重任——在通化建立民主政权，安抚饱受苦难的百姓，肃清敌伪残余势力，恢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时还要防备国民党军队的偷袭与日军残余势力的反扑。彼时的通化，刚刚经历战乱，百废待兴，百姓流离失所，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再加上日军残余势力与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破坏，政权建设与防务工作举步维艰。

八路军官兵们一边安抚百姓，为百姓分发粮食、衣物，帮助百姓重建家园；一边警惕地坚守在各个重要据点，防备可能出现的意外，他们深知，自己手中的每一份坚守，都关系着通化百姓的安危，关系着东北解放事业的未来。

此时的通化，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尽管关东军已正式投降，但城内及周边仍滞留着大量的日军官兵与侨民。据史料记载，当时通化境内的日军官兵、侨民及伪满人员总数多达37000人，其中仅日军官兵就有一万余人，他们虽被苏军收缴了重武器，但不少人手中仍藏匿着步枪、手枪、武士刀等轻武器，更重要的是，这些日军官兵大多是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始终不甘心失败，始终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东北，恢复他们的殖民统治。

这些日军残余势力，在投降后并未安分守己，他们暗中聚集，秘密联络，四处搜罗武器弹药，煽动日本侨民，时刻准备发动暴乱。他们隐藏在通化的大街小巷，隐藏在矿山、厂房的角落，甚至隐藏在百姓家中，表面上装作顺从、安分，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一场惊天阴谋。更让八路军感到棘手的是，通化城内虽无国民党正规军，却有一个以孙耕尧为首的国民党特务部门，而这个孙耕尧，正是点燃这场血色风暴的关键人物之一。

孙耕尧本是通化当地的一个铁杆汉奸，伪满洲国时期，他担任伪王道书院院长，积极推行日军的奴化教育，帮助日军压迫、剥削中国百姓，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投降后，这个投机取巧的汉奸摇身一变，凭借着自己在通化当地的人脉与资源，左右逢源，竟成为了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成为了国民党在通化的全权代表。孙耕尧深知，国民党军队即将大规模开赴东北，抢占东北的战略要地，而通化作为东北的战略重镇，若能抢先控制通化，便能为国民党抢占东北立下头功，自己也能借此飞黄腾达。

可现实却给了孙耕尧一盆冷水——他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手下只有几个特务亲信，根本无法与驻守通化的八路军小分队抗衡，更无法控制通化全城。就在孙耕尧一筹莫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之际，他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不甘心失败的日军残余势力，投向了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

藤田实彦是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同时也是日军中有名的战车专家，更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平民鲜血的刽子手。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作为日本第十军独立战车队队长，率部率先攻入南京城，在南京城内，他指挥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亲手杀害了无数中国平民，强奸了无数中国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抗战期间，他辗转东北各地，参与指挥了多次对中国抗日武装的“扫荡”，无数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与百姓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藤田实彦深知自己罪孽深重，若向苏军投降，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清算，于是他拒不投降，带着自己的家属、亲信及部分日军残部，逃进了通化深山的食人沟煤矿。临走前，为了不给八路军留下任何可用物资，他下令焚毁了通化城内大量的粮食、药品、战略物资，不少百姓因为失去了粮食，在严寒中忍饥挨饿，甚至冻饿而死。尽管苏军已经收缴了日军的重武器，但藤田实彦在逃进深山前，早已将大批轻武器藏匿在各处，加上他在日军残部中颇有号召力，很快就收拢了一批溃散的日军官兵，成为了通化境内最具威胁的日军残余势力头目。

孙耕尧找到藤田实彦后，深知藤田实彦的野心与困境，于是开出了一张极具诱惑力的空头支票。他对藤田实彦承诺，只要暴动成功，推翻通化的民主政权，就会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中国人掌管行政，日本人掌管军队，参与暴动的日军官兵均可享受荣华富贵，不仅可以免于被遣返日本，还能继续在东北拥有土地、财产，甚至可以恢复他们在殖民时期的特权。孙耕尧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国民党军队很快就会开赴通化，届时会全力支援他们，帮助他们巩固政权。

这番承诺，明眼人都知道是天方夜谭——国民党绝不会容忍日本人在东北拥有军队，更不会允许“中日联合政府”的存在，孙耕尧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日军的力量，推翻八路军的统治，自己坐收渔利。可对于已是丧家之犬、走投无路的藤田实彦来说，这番承诺却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此时的藤田实彦，既害怕被苏军抓获送往西伯利亚，又不甘心失败，更幻想着能够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卷土重来，继续他们的殖民统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孙耕尧的提议，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秘密策划一场大规模的暴乱。

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藤田实彦还特意加入了国民党，取了一个中文名“田友”，对外宣称自己已经“归顺”国民党，以此麻痹八路军的警惕。在孙耕尧的暗中支持与藤田实彦的号召力下，两人开始四处搜罗势力，扩大暴动队伍。

藤田实彦先是收拢了原本驻守通化的三千多名关东军残部，随后又派人联络了从沈阳、长春、吉林等地溃逃而来的日军散兵，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聚集了一万多名日军官兵。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煽动了部分被洗脑的日本侨民参与其中，甚至动员了通化境内35岁以下的日本男性全部加入暴动，让日本妇女为暴动人员做饭、运送物资，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分工明确的暴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