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堂堂民国以如此简单粗暴的形式加以驱逐，在民国史上是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1924年11月5日，溥仪正在和“皇后”婉容聊天，绍英、宝熙和荣源三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也顾不上行“君臣之礼”，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事不好了！冯玉祥派兵入宫，限皇上四十分钟内离开皇宫，否则架在景山上的大炮就要轰击了！”

这就是冯玉祥在1924年完成的一个“壮举”。

他曾经自豪地和孙殿英说：“你干的是死的（指孙盗掘慈禧墓），我干的是活的。”

溥仪已经19岁了，对此前军阀们的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以及他自身所处的情势，已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前一阵冯玉祥将原先紫禁城外的守备部队调走，已引起他的警惕。

他分析的是冯玉祥或许要向皇室进行勒索，没想到冯“干了票大的”。

这一事件在当时即造成很大的争议，有的人严厉谴责，有的人热烈祝贺。

甚至直到现在，也还是余波未息。

反对者多为旧式官僚、“保皇派”等，支持者有以孙中山为主的南方革命势力以及新派文人。

在反对者中，有一个人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

事件发生后，胡适立即致函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他在信中说虽然不支持清室保存帝号，但优待清室是民国政府与清室双方缔结的条约，并且事关国际信义，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民国以如此简单粗暴的形式加以驱逐，在民国史上是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得悉胡适的言论后，周作人率先致函胡适进行探讨。

他认为清室既然已经复过了辟，就不应当再谈什么优待条件了，当初清室复辟失败，其实是废除优待条件的最佳时机。

只因当事者妇人之仁（指“三造共和”的段祺瑞郝免清室复辟之过），痛失这一时机。

所以责任不应归咎于冯玉祥的行动，而应归咎于复辟失败后当局的姑息，以及清室的不自重。

钱玄同也支持周作人，认为冯玉祥此举，铲除了复辟一大祸根。

他更为激愤与极端，认为共和与帝号是誓不两立的，是“有此无彼”的关系。

这也与冯玉祥的“革命思想”暗合。

岂不知政治本就是“妥协”的学问，英国、日本的“帝位”一直都在，并不妨碍人家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从此后的发展来看，复辟的“祸根”并不在于有无帝号，也不在于溥仪是在宫内还是宫外，而在于扶持复辟的力量和坚定的复辟意志。

最明显的例证便是，有了日本人的强力支持，溥仪后来还是在满洲复辟了。

冯玉祥在行动前也是走了“程序”的，他是通过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作出的决定。

但在他修正“优待条件”所颁发的训令里，却说该修正是经“双方同意”的，这与实情不符。

因此而招致种种责难与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丁巳复辟时，很多事实表明溥仪并非受胁迫，是自愿行为，可以视作清室单方面“毁约”。

这是废除清室“优待条件”的最佳时机。

但复辟失败后，当局的一纸赦令赦免了清室，并且既成事实。

所以再以清室曾经复辟为由，认定优待条件自行消失，在法理上是讲不大通的。

在驱逐溥仪这一事件发生的前两年，溥仪大婚，冯玉祥还送了一柄“白玉大喜如意”。

这说明他并非对逊清皇室“一直持反对态度”。

他之所以做了这件“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实际上另有目的。

他意图通过这一顺应潮流之举，使他的国民军获得广泛的支持。

事实证明也确实产生了效用，使得南方革命势力注意到了北方新政府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