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组织开展社会革命活动，都需要经费支撑，否则组织的活动难以维持。近年来关于党的早期的活动经费研究上，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共创建时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主要是苏联）的援助，更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的支持是早期党的活动经费的唯一来源。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经费为考察对象，把那些散布于各种文献之中相关的史料，整合贯穿起来，阐述上海发起组的活动经费状况及其来源。从而得出的结论是：上海发起组的活动经费并非都来源于共产国际，也有部分自筹的经费。
一、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及经费困难
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史称中共上海发起组。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工作，其中包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运动、建团与创办外国语学社、建党联络工作等等。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而经费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给上海发起组的各项革命活动带来困难。
1.关于创办刊物。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曾创办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刊物。如通俗工人读物《劳动界》周刊、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等。由于经费匮乏，这些刊物的延续期都不长。《共产党》月刊多半随《新青年》赠送[1]。因为没有经费，只出了两期。[2]1920年10月，在上海发起组帮助下出版的《上海伙友》，因经费不足，在1921年1月第11册出版后停刊。[3]
2.关于组织工人罢工。1920年上海工人罢工颇有声势，这一年单是罢工运动就有40多次。[4]当时工人极端贫困，停工即意味着断绝收入，因此需要解决罢工工人的基本生存问题，这给上海发起组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3.关于创办学校。1920年秋，上海发起组指派李启汉主持工人半日学校，这是在上海也是在全国由党的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由于实行“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的政策，加之教职员工的费用等使学校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5]学校维持艰难。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创办了我们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由于招生有限，很多学员都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介绍入学的。上海发起组负责为外地来的学生安排食宿，著名翻译家曹靖华于1982年回忆道，“我在这个外国语学社学习，既没交学费，也没交饭费和宿费”[6]。这给外国语学社经费带来很大压力。致使办学条件极为艰难。[7]
4.关于支持其他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发起组曾指导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也为部分小组和成员提供经费。如当时陈独秀曾经给了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刘伯垂200元作为经费，[8]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也提到陈独秀多次给他汇经费。[9]
二、上海发起组活动经费来源
上海发起组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有两方面：一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自我支持；二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
（一）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自我支持
根据有关史料发现，上海发起组的经费有相当部分来自小组成员的自我筹措。这种支持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1.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用稿费以及其他形式帮助、支持上海发起组的部分活动。据李达回忆，那时发起组的活动经费“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当党的经费”[10]。据从事文学活动的沈雁冰回忆，李汉俊努力为《新青年》写稿，还给《小说月报》写了很多稿子，以换取每千字五元的报酬来维持革命生活。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成员义务支持革命活动。李汉俊曾提出多翻译几本书籍最要紧[11]，陈独秀、李汉俊帮助陈望道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想方设法尽快出版。沈雁冰工余为翻译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以及介绍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译文不收稿费。陈望道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为《劳动界》周刊译稿不取报酬，翻译《劳动运动通论》时，一直到深夜才脱稿。[12]外国语学社的图书室 “开办时也是靠沈雁冰捐了80元稿费才成立的”[13]。还有很多同志主动捐款捐物、免费提供房屋住处，为上海发起组的活动提供一些便利条件，李汉俊就曾借出其兄的寓所作为中共一大会场[14]。这些财力物力的帮助给予上海发起组的革命活动以重要的支持。
2.上海发起组创办的一些公开发行报刊收入的支持。《劳动界》是我党创办最早、公开出售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工人周刊。邵力子在介绍新刊《劳动界》时写到“每册铜子两枚”[15]。《新青年》“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读者，当时销售量一万五六千本”[16]，在全国的销售处近百家，《新青年》的收入为上海发起组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上述收入推动了这些革命报刊杂志的运转，使之得以持续发行。
3.上海发起组举办的工会会费、学校学费等少量收入。上海机器工会简章有征收会费的条款：“本会会员每月有纳付会费四十文的义务”[17]，当时有370多人参加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也于同年12月建立，共有会员1346人。[18]会员所缴纳的会费，为上述工会的运行提供了帮助。上海发起组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也公开登报招生，并收取一定的学费：“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2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19]由于前来报名的人数很少，收入微薄。
（二）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支持
根据已有的研究，上海发起组活动经费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帮助。如：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筹备建党，为中国革命事业提供援助。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经营生意，[20]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魏金斯基。其中有记载的一次带去经费数目为2000美元[21]。魏金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展开了工作。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有自已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22]
日本警视厅所记录的关于1921年逮捕施存统的口供中，也有关于共产国际的援助的记载：“上海发起组每月接受魏金斯基宣传费用约1000元，干部等每人每月接受30元报酬。”[23]由于缺乏旁证，史料中数额的真实性现在很难认定。但是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上海发起组的经费支持，则是可以认定的。
由于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不统一，提供中国援助的部门和渠道变动不定，导致这种援助时断时续。1920年12月，魏金斯基离开上海返回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辍。[24]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出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帮助上海发起组筹备党的一大。一大的顺利召开需要开支费用1000元，这笔钱是共产国际提供的。[25]共产国际对推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26]
三、几点结语
活动经费对于一个政党组织来说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根据现有史料表明，上海发起组活动经费的不充裕，曾经制约当时的革命活动。更有甚者，发生因活动经费问题，伤害同志之间感情的事情。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破裂，就有经费方面的原因。李汉俊代理书记时，组织活动经济很困难。[27]据李达回忆：“每月经费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是无法筹措。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就与陈独秀闹起意见来。”[28]包惠僧等人也曾经因为一大经费问题对张国焘表示不满。[29]
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人尽力依靠自力筹措经费，没有完全依赖共产国际。1921年1月魏金斯基回国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经费无着”，陈独秀主张不依靠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在陈独秀看来“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30]在共产国际不能给予经费支持时，上海发起组的部分革命工作依然继续。他们发起了1921年的“五一”纪念活动，青年团的工作、外国语学社还在艰难的维持等等。这就否定了中外学者关于中共早期经费全靠共产国际提供的传统结论。
自1920年起，共产国际就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着经费援助。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依然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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