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记录显示，从6点44分开始，海云台白医院、东亚大学医院、釜山大学医院等釜山当地主要医疗机构纷纷拒绝接收这名学生。拒绝的理由惊人地一致：“无法收治小儿重症患者”、“无小儿神经科诊疗”。令人困惑的是，一名高三学生，按理说已不属于儿科收治范围，却仍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

119急救队在行进中持续施救，并升级求援至釜山消防急救管理状况中心，希望却在多家医院的拒绝中被逐一熄灭。7时25分，患者心脏骤停，情况已万分危急。终于在7时30分，大同医院成为了第15家、也是唯一同意的医院。当救护车在7时35分冲到医院，这场始于1小时18分钟前的生命赛跑，已失去了意义。

这起悲剧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韩国的医疗体系正在经历一场“富贵病”的侵蚀。

在韩国，医疗资源的高度集中与分配不均早已不是秘密。以首尔为例，这座占全国人口不到20%的城市，却集中了全国40%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和专科医疗中心。而像釜山这样的第二大城市，医疗资源已然捉襟见肘。更不用说那些偏远的乡村地区，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取更是难上加难。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为2.5人，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的3.7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医生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整形外科、皮肤科等利润丰厚的领域，而急诊科、儿科、胸外科等“不赚钱”的科室则长期面临医生短缺的问题。

韩国医疗系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

2020年，韩国政府宣布计划在10年内将医学生招生名额增加4000人，这一看似温和的改革方案却引发了医疗界的强烈反弹。医生团体集体罢工，声称扩招将降低医疗质量。然而，不少分析指出，真正的担忧是医生们害怕扩招会打破现有的“供需平衡”，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地位。

韩国医生协会的强势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实属罕见。他们通过限制医学生名额，人为制造医生短缺，从而维持高收入。根据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的数据，韩国专科医生的平均年收入是普通工薪族的6倍以上，这一差距在OECD国家中位居首位。

在利益与生命的权衡中，韩国的医疗体系似乎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回到釜山那名高三学生的不幸遭遇，医院拒绝接收危重病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冰冷的现实：在韩国现行的医疗体系下，接收急诊患者，特别是病情复杂的患者，对医院来说往往是“亏本买卖”。

韩国医疗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金敏洙指出：“韩国医院的急诊室普遍处于亏损状态。急诊患者的治疗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保险报销额度有限，导致许多医院，尤其是私立医院，对接收急诊患者持消极态度。”

与此同时，那些被称为“小儿”的患者更是备受冷落。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韩国儿科专科医生数量减少了近20%。许多医院干脆关闭了儿科急诊服务，因为这意味着需要配备专门的儿科医生和设备，而这些投入在经济上并不划算。

医疗资源的“荒漠化”正在韩国各地蔓延。

类似釜山少年这样的悲剧并非个例。2024年3月，在韩国医生集体罢工期间，忠清北道一名两岁九个月大的女童溺水后，因需要紧急手术，医院向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和首都圈的11家医院提出转院请求，但均以“人力不足”或“病床不足”为由拒绝接收，最终女孩不幸离世。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韩国的医疗系统正在形成一种“选择性救治”的模式——医院更愿意接收那些病情简单、支付能力强的患者，而对于那些病情复杂、需要投入更多资源的急诊患者，则想方设法推诿。

医疗体系的裂痕，照见了韩国社会的分化。

韩国医疗系统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韩国社会分化的一面镜子。在首尔江南区的豪华医院里，你可以享受到堪比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和顶尖的医疗技术；而在地方城市和偏远地区，连基本的急诊服务都难以保障。

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地域之间，也体现在不同人群之间。数据显示，韩国高收入群体在私人医疗保险上的支出是低收入群体的三倍以上，他们可以绕过公立医疗系统，直接寻求私立医院的高端服务。而普通民众则不得不在日益恶化的公共医疗系统中挣扎。

面对这些系统性问题，韩国政府并非毫无作为。除了推动医学生扩招计划外，政府还尝试通过提高急诊报销比例、设立区域性急诊中心等措施来改善现状。然而，这些改革措施面临着医疗集团的强烈抵制。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正在升温。在釜山少年死亡事件曝光后，多个公民团体发起倡议，要求政府加强对医院急诊服务的监管，确保危急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同时，也有呼声要求重新审视医疗资源的分配机制，打破大医院对优质医疗资源的垄断。

韩国大众文化评论家李政勋指出：“医疗问题本质上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当一个社会的医疗系统将利益置于生命之上时，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就已经开始动摇。”

结语

那名釜山高三学生的离世，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对整个韩国社会的叩问。当医院的大门因各种理由而对危重患者关闭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对基本人性的信念。

医疗的本质是救死扶伤，而非精于计算的生意。韩国医疗体系的“富贵病”需要的不仅是一剂改革的良药，更需要对医学本质的重新思考——在生命与利益的天平上，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