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爷爷口中听到的故事，发生在兰考的黄河故道边上。
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夏天夜里热得睡不着，爷爷就搬两张竹椅到院子里，摇着蒲扇给我讲古。讲到黄河，他的声音总会低下去，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
“那条故道啊，”爷爷眯着眼睛往东边看，“六几年修堤的时候，挖出过整座城的砖瓦。一铲子下去，是宋朝的碗底；再挖一尺，是唐朝的墙基。一层压一层，都是淹掉的。”
他说的是黄河改道前的事。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一夜之间换了河道，留下的故道成了荒滩。但水底下那些东西——房子、街道、埋着的人——没人说得清它们还在不在。
爷爷说，故道沿岸的村子，家家户户都有规矩：日落后不去河边，七月十五不洗衣裳，听见堤外有动静就吹灯睡觉。没人问为什么，规矩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我小时候问过爷爷：“为啥？”他沉默了半天，说：“有些路，活着的人走，死了的人也在走。别挡着人家的道。”
唯独村东头的王二牛不信这个邪。
二牛那年二十三，在县里念过几年书，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他回村当了记工员，脖子上挂个口哨，兜里揣个笔记本，走到哪儿都昂着头。村里老人说古，他就笑：“都是心理作用。改道都一百多年了，真有鬼魂也早投胎了。”他娘骂他嘴上没把门的，他顶回去：“娘，您就是老脑筋。人死了就是一抔土，哪儿来的魂？”
那年初冬，二牛去河堤上值夜——看林子，防人偷树。村支书派活儿的时候，好几个人抢着要去。支书眼睛一瞪：“抢什么抢？二牛不是老说没鬼吗？让他去。”
二牛扛着铺盖就上了堤，临走回头冲他娘喊：“娘，明天早上给我煮俩鸡蛋！”
他娘站在门口，脸色发白，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那天夜里的事，二牛后来烧了三天才断断续续说出来——
前半夜没事。他坐在窝棚里，就着一盏马灯看《红旗渠画报》，外头风声呜呜的，偶尔有野兔子蹿过去。十一点多的时候，他困了，吹了灯躺下。窝棚漏风，他把棉袄盖在脸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阵脚步声惊醒。
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脚步声很轻，却很整齐，像是什么队伍在赶路。二牛起初以为是邻村的人夜里赶集，骂了一声，翻个身接着睡。但那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像是从窝棚外头直接走过去。
二牛忽然觉得不对——赶集的人，怎么半夜三更走？他披上衣服，轻轻探出头——
月亮底下，河堤上走着一队人。
二牛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脑子“嗡”地一下，因为那队人穿的衣服太怪了。打头的几个，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宽袖长袍，像是戏台上唱戏的。后面跟着的男女老少，衣裳样式也杂——有唐朝那样的圆领袍，有宋朝那样的褙子，还有明朝那样的道袍，甚至有几个人穿着他认不出来的衣裳，像是戏文里更古的样式。
队伍很长，二牛一眼望不到头。他们沿着河堤缓缓地走，不说话，不回头，脚底离地有三寸高。月光照在他们身上，没有影子。
二牛说他当时两条腿像灌了铅，想跑跑不动，就那么趴在窝棚口，浑身发抖。他想喊，喊不出声；想闭眼，眼皮不听使唤。
队伍走得很慢。走过窝棚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偏过头看了他一眼。
那女人穿着青灰色的长裙，脸白得像纸，眼睛是空的——不是没有眼珠，是眼珠像蒙了一层雾，看不透。她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什么声音也没有。
二牛后来只记得自己喊了一声，后面的事全忘了。
第二天早上，邻村看林子的老汉在窝棚外头发现二牛。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浑身滚烫。老汉喊了半天，二牛不应，赶紧回村报信。
二牛他娘听见消息，腿一软，跪在地上。村里几个壮劳力用门板把二牛抬回来，一路上二牛人事不知，说胡话，翻白眼，浑身抖得像筛糠。请了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来，打了一针退烧针，没用。医生摇头说：“这烧邪性，不是寻常的病。”
二牛烧了三天三夜。他娘守在床边，一遍一遍给他擦身子，眼泪流干了。村里人都说，二牛这是冲撞了什么，怕是熬不过去了。
第三天夜里，二牛忽然安静下来，不抖了，也不说胡话了。他娘趴在床边睡着了，恍惚间听见二牛在说话，声音很轻。
“娘……我看见那个老人了……”
他娘惊醒，二牛睁着眼睛，望着房梁，眼珠动了动。
“他跟我说……”二牛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说……‘我们是被水淹的城民，走不完的归途。’”
说完，二牛闭上眼睛，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但烧退了，人清醒了。
从那以后，二牛变了个人。
走路低着头，说话轻声细语，再也不昂着头了。逢年过节，他抢着去河堤上烧纸，一边烧一边念叨，没人听清他说什么。村里人说，他是被那老人点化了，开了窍。
爷爷讲到这里，蒲扇停了停。
“那二牛后来呢？”我问。
“后来？”爷爷叹口气，“后来他娶了媳妇，生了三个娃，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每年清明，他都去河堤上烧纸。有一年发大水，别人都往高处跑，他往河堤上跑——去看那些纸钱冲没冲走。回来发了一场烧，烧退了，人没啥事。”
“那队人后来还出现过吗？”
爷爷点点头：“年年都有人看见。不是天天有，就是清明前后，或者入冬第一场霜降的时候。后来村里立了规矩，看见就当没看见，关门睡觉，谁也不许出去。”
“为什么？”
“人家走人家的路，你过你的日子，各不相扰。非得凑上去看，那不是自找麻烦？”爷爷把蒲扇往膝盖上一拍，“再说了，那些人走了一百多年了，还没走完回家的路，够可怜的了。你还去惊动他们？”
我记得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我躺在竹椅上，望着远处黑沉沉的河堤方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爷爷，他们……是要走到哪儿去？”
爷爷沉默了很久。
“故道底下，埋着好几座城呢。宋朝的、唐朝的、汉朝的，一层压一层。黄河一发水，就埋一座。那些人啊，大概是想找到自己的那座城，找自己的家吧。可是水一退，河道一改，他们认不出路了。就那么一直走，一直走。”
他站起身，把蒲扇递给我。
“睡吧。明儿个早上，跟我去河堤上烧几张纸。”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村子，去城里念书、工作。每年清明，只要回老家，我都跟着爷爷去河堤上烧纸。爷爷老了以后，换成了我自己去。
再后来，村里修了路，河堤上装了路灯。夜里亮堂堂的，再也没人见过那队人了。二牛前几年走了，走的时候七十八岁，他儿子说，他爹临走前还念叨着要去河堤上烧纸。
但每年清明，我还是去烧纸。
不为别的，就为那句话——走不完的归途。
我想，他们大概还在走。只是我们看不见了。
或许有一天，等我走完自己的路，也会加入那支队伍。那时候，我也要去找我的家——那个埋在黄河底下的、我从未见过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