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随着我国承办的国际及国内大型政治、商业活动日益增多，公安机关作为社会安全保卫的主体，其在大型安保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基层民警已成为安保工作的核心力量，大型安保也逐渐融入派出所日常警务之中。过去临时制定方案、抽调警力的做法已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对安保的高频次、高标准需求。尤其在恐怖活动频发的背景下，大型活动因参与人数众多、影响广泛而成为潜在袭击目标。为此，公安机关通过将大型安保制度化、常态化，从体制机制建设、人员配置、机构设置及观念转变等方面全面提升安保能力，以高效应对突发、群体及恐怖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大型安保是为保障大型活动顺利进行而组织的综合性管控活动，旨在维护活动安全、防止治安事件及犯罪行为。大型安保大致可分为两类，按安保主体分为警察力量安保与社会力量安保。前者以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关为主，组织严密、力量强大，适用于政治性、国家级重大活动；后者由社会安保公司承担，灵活性强、专业性高，但防控能力有限，多用于一般性活动。按活动性质分为政治性与非政治性安保。政治性活动关系国家利益，以国家力量为主、社会安保为辅；非政治性活动如体育、娱乐、民间庆典等，则以社会安保为主、警方监督为辅，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活动的开放性与社会效益。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推动高质量发展需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当前，我国举办的大型活动日益增多、规模扩大，对安全要求提高，同时外部环境不安全、不确定因素增多。大型活动面临大客流与复杂场景，反宣滋扰、聚集维权等输入性风险较高，安保工作需从防拥挤踩踏延伸至防涉政、涉恐、涉稳案事件和个人极端等全量风险。然而，部分大型活动参展商存在“遮丑”心态，对知识产权纠纷、合同纠纷等可能引发不安定因素的问题，排查时消极被动，避重就轻，试图私下解决，却忽视其可能带来的更大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一旦矛盾激化，可能引发工人罢工等事件，给大型活动安全监管带来挑战。 我国在大型活动安保工作中倡导“谁主办，谁负责”原则，公安机关承担监督、检查和指导职能，但并未得到贯彻。人们普遍认为安保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一些党政机关领导安全理念滞后，对民间于‬公共活动定位不明，将安保工作全推给公安机关。受此影响，公安机关被迫‬担负起‬安保工作‬的‬重任‬，为确保安全不得不“大包大揽”‬，滥用‬警力资源。同时，我国大型活动预警系统不成熟，常出动大量警力保卫，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且警力分配无法科学优化，牺牲警察时间、影响正常警务。部分公安领导仍认为“人海战术”最稳妥，执勤民警数量常超活动人数，既背离活动主旨，也未体现安保工作人性化理念。 当前，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供给要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安保工作既要守住安全底线，又要照顾群众感受。但经济社会运行复杂，诱发公共安全问题的因素增多，大型活动筹备中利益矛盾复杂且缺乏完善解决机制，举办时交通“瓶颈”问题亟待解决。实践中，部分公安派出所存在单打独斗思想，未有效整合民力资源参与安保，导致事倍功半。公安机关内部信息“壁垒”未完全打通，需进一步整合资源向预防型治理转变。基层社区协同合作执行落地不足，与政府部门联勤联动“空转”，对非公安职责风险隐患联合整治成效欠佳，企事业单位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联动工作易出现“联而不动”现象。 我国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应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转变公安机关职能，将民间活动安保推向市场，公安机关以审批、指导和监督为主，确保“谁主办、谁负责”落实，并在合作中兼顾服务和人性化理念。需强化情报信息工作，建立科学高效的指挥体系，保障信息畅通和指挥决策及时准确。安保人员培训应规范化、专业化，涵盖技能、礼仪及实战演练，提高综合素质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应加快法治建设，为安保提供法律依据，打击违法犯罪，保障活动顺利进行。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外安保经验与技术，建立风险评估机制，提升科技含量和实战水平，实现大型活动安保的现代化、科学化与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