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

劉同学 2024-05-30 07: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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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从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

殷海光,被尊称为台湾“自由主义的领港人”,在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共同在台北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成为该杂志的核心人物。

然而,后来《自由中国》被当局停刊,殷海光返回台湾大学担任教职。

殷海光的成长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他是一个年轻时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热血青年。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崇拜蒋介石,坚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甚至当闻一多在课堂上批评蒋介石时,他组织了同学一起反击闻一多。

然而,殷海光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期间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采访时,发现宣传与民心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人民中存在着反蒋情绪。

那时起,他开始反思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并对其产生批评。他常常发牢骚地说:“老蒋他当年要是听我的就好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殷海光逐渐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选择了留在台湾,这体现了他的政治倾向。

他开始以一个反对派的姿态出现,与其他外省知识分子一起反省国民党的败退。他属于以胡适博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蒋介石不够民主,需要进一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

然而,殷海光的教职被当局停止,这并没有阻止他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他在台大图书馆的《自由中国》杂志引起了王晓波的兴趣,王晓波成为了他的学生。

尽管殷海光的课被取消,但他的思想仍然影响着学生,他们经常去拜访他,向他请教问题。

殷海光的一生经历了从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他的思想不断升华,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都周刊:为什么殷海光先生被禁止上课?是因为他对政府有批评言论吗?

王晓波:实际上,台大一直有较为自由的言论氛围,大家对说真话的人都较为尊敬和保护。

殷先生自己也告诉我,在课堂上,他无需刻意批评政府,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聪明,他只需一个眼神,学生们就能理解他的意思。

但殷先生个性坚强,即使面对压力,他依然坚持初衷。后来我了解到,政府曾提出让殷先生担任“教育部”的闲职,待遇优厚,只需少量工作,条件是减少他的言论,但他拒绝了,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最终导致了他的课程被取消。

南都周刊: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坚决停止他的课程呢?

王晓波:据殷先生的朋友胡学古所述,有一次他们与一名军人会面,讨论刺杀蒋介石的计划。殷先生在此过程中可能做出了一致的手势,表达支持。

然而,这一计划后来被当局发现并被捕。殷先生因此被牵连,当局决定停止他的课程并对其进行监视。尽管如此,我相信以殷先生的性格,他并不会真的支持刺杀蒋介石,可能只是做出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被误解了。

南都周刊:他停止授课后,生活是否陷入困境?如何维持生计?

王晓波:尽管如此,殷先生的生活并没有问题,因为台大依然照发他的工资。但殷先生生活品味高雅,花销较大。他对食物有很高的要求,师母擅长烹饪。

当时台湾有很多美国书籍的盗版版本,非常便宜,但殷先生只购买正版,他从不乘坐公共汽车,认为这样做有失风度。而且殷先生不会骑自行车。他特别喜欢卤牛舌头,我常常骑自行车帮他购买。

他最大的困扰是,国民党控制了他的行动,甚至不给他办理出国所需的“护照”,即使哈耶克来台湾,也不允许他见面。

“殷先生的精神一直支持着我”

南都周刊:你说他的思想在停课后的第三阶段有了升华,能具体说明吗?

王晓波:是的,在那段时间里,尽管他身处困境,但他开始撰写《中国文化的展望》。

尽管殷先生的国学基础并不扎实,但为了写作,他阅读了许多古典思想家的书籍。当我记得他看到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时,他非常激动地与我分享,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当他读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时,他感叹这是中国的存在主义。尽管他当时还是自由主义者,但他是一个站在更高水平的自由主义者。

有一次,我看到他阅读美国的《生活杂志》,讲述越战,其中有一张照片,一个越南青年被美国士兵反绑着手,但仍然昂首挺胸,显得非常骄傲。殷先生说:“这是用道德对抗武器。”

他的后期思想倾向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更加强调社会福利保障。

南都周刊:我看你研究的领域,如法家,为什么没有继承殷先生学术上的衣钵?

王晓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殷先生。我当兵回来,准备上研究所,我去询问殷先生,我说我想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殷先生非常支持,他说,这方面我教不了你,我介绍你去徐复观那里,你去和他学习。

你要知道,徐先生和殷先生是两派论战的代表人物,最为针锋相对的论敌。然而,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他对我寄予厚望,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

他能将我介绍给他的论敌,说你要研究传统文化,就要跟随徐复观学习。殷先生的胸怀和风范真是令人钦佩。

南都周刊:殷海光先生这样的人物,遗憾的是早早离世,你认为他的癌症是否与国民党的迫害有关?他最后的心情是否非常压抑?

王晓波: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殷先生的离世与国民党的迫害不无关系。如果他们没有停止他的课程,如果他能够心情舒畅,或许他的健康状况就不会恶化。他从不饮酒,不吸烟,只是喜欢喝咖啡。

在他住院期间,是我们这些台大的同学轮班24小时照顾他。

他去世的那晚,轮到我值班。我看到他入睡后,突然胸口的起伏停止了,我立刻叫来医生,但他已经离世,走得非常安详。

殷先生去世后,台大负责安排他的后事,为了照顾他的妻子,特意为她安排了一份资料室的工作,国民党并没有干预。

我记得我们去《中央日报》发布殷先生的讣告时,接待我们的人说,因为殷先生曾经在《中央日报》工作过,所以只收取了半价。这显示了台湾社会的人情味,即使是国民党,也对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了最基本的尊重。

殷先生去世时年仅49岁。

多年来,我也参与了党外运动(1973年,台大迫于国民党情治机关的压力,将王晓波及其他几位哲学系教师解聘,1997年台大为此事公开道歉),我相信是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

现在我即将退休,我始终记得殷先生对我说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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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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