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百计的公务员被抓到同时兼职多份工作。英国一名公务员因同时担任五份远程工作被裁定欺诈罪名成立，这一事件揭示了公共部门内的广泛问题。

自2016年以来，内阁办公室下属的“全国欺诈调查行动”已确认有301名国家公职人员从事所谓的“多重就业”。就在这一消息传出时，56岁的卡西姆·乔杜里因九项欺诈罪名成立而面临判刑。他曾在食品标准局、内政部及商业和贸易部等多个机构同时任职，将于1月29日被判刑。白厅的消息人士指出，此案暴露了公务员系统中问责机制和生产率的严重缺陷，使得官员能够暗中从事多重就业。

通过比对不同政府机构的人事数据，全国欺诈调查行动正在识别类似的就业欺诈行为。过去十年已发现301人，其中256人在英格兰。内阁办公室称，已追回135万英镑的工资。纳税人联盟的运动事务主管威廉·亚伍德敦促政府加强对公共部门员工的就业审查。他说：“公共部门员工领取多份全职薪水，是对纳税人资金的严重滥用。这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提出了严肃质疑。部长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就业审查，确保故意钻制度空子的人被解雇。”

一人五职的欺诈案。2023年5月4日，56岁的公务员卡西姆·乔杜里通过Teams视频会议与英国卫生安全局的主管会面，讨论他在长期病假后重返工作的问题。

乔杜里担任高级项目经理，年薪超过52000英镑，远程办公，几乎不在会议中露脸。他的主管阿莉莎·亚当斯在法庭上回忆，当一个涂着白色面部妆容的男子加入通话时，她感到“很意外”。随着会议的进行，妆容开始脱落，亚当斯意识到他是为了看起来病容满面才化妆。她还注意到，乔杜里使用一个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的邮箱地址加入会议，而他实际任职于英国卫生安全局。乔杜里将这一异常归因于“技术问题”。

但亚当斯并不知道一个关键事实：当时，他还同时担任着另外四份全职公务员工作。事实上，那一周乔杜里需要完成183个小时的工作才能履行五份重叠的全职职务，这远超一周的实际时间。这五份工作分别在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内政部、商业和贸易部、食品标准局和英国卫生安全局。

2020年至2023年，乔杜里在八个公共部门职位中共获得349378.81英镑的报酬。他的雇主中没有一家知道他在别处还有全职工作。直到“全国欺诈调查行动”向他的长期雇主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发出警报，乔杜里才被揭露。经过三周庭审和七小时的陪审团审议，乔杜里被裁定八项虚假陈述欺诈罪和一项隐瞒信息欺诈罪成立。进入被告席前，他似乎哭过，但对裁决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

乔杜里在法庭上承认犯过“错误”，但坚称无“犯罪意图”。他声称，因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患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使他无法披露所有职务。他还表示，2021年两次申请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职位未果时，遭遇了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甚至说该部门是因他的投诉才“被迫”给他安排了工作，尽管主管称他“没什么可做的”。

在社交媒体上，有人为乔杜里辩护，称他同时处理多份工作显得很“高效”。“真是个聪明人！”一位支持者赞叹。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乔杜里的案件揭示了公务员系统深层次的机能失调。近年来，英国公务员队伍规模膨胀了三分之一，接近56万人，但国家治理并未明显改善。“所以基本上一个公务员干的活只有五分之一，”一位社交媒体用户如此总结。随着队伍膨胀，英国这台号称“劳斯莱斯”级别的行政机器显然难以解决生产率低迷的问题。截至2025年，公共部门生产率仍比2019年低2.5%。

内阁办公室的全国欺诈调查行动正调查一人兼多职的现象，自2016年以来已识别出301起案例，部分通过比对不同机构的人事数据实现。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所谓的“多重就业者”均已辞职或被解雇。

远程办公文化的助推。乔杜里案件暴露的问题，被远程办公文化进一步放大。疫情推动了这种文化，此后许多公务员再未回到办公室。尽管许多私营企业因生产率考虑已叫停居家办公，但政府部门仍有大量员工超过12个月未到办公室。以英国税务海关总署为例，今年早些时候的记录显示，有3195名员工已有6至11个月未到岗，992名员工已有12至23个月未到岗。

因此，不难理解乔杜里如何做到几乎不参加线下会议，长期居家办公却不被发现。在此期间的几乎所有工作中，他都有正式的远程办公安排，理由是他需要独自照顾年迈的母亲。尽管主管们对他表现的其他方面不满，比如很少按时完成任务，交出的工作也不达标，但他不到办公室这一点并未引起关注。检察官露西·奥根对陪审团说：“卡西姆·乔杜里能做到这一切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不在办公室工作，而是远程办公。”

“早在疫情之前，你在各个部门走一圈，就能看到成片空着的座位，所有人都在家办公，工作时间也各不相同，”2019年之前担任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特别顾问的詹姆斯·斯塔基说，“我想至少那时候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到岗。现在这个程度似乎进一步降低了。”

一位白厅知情人士表示，一些员工钻弹性工作制度的空子，“抹掉自己一周中的好几天，因为根本无从追踪”。即使是到办公室上班的人，“如果你下午4点就离开，说一句‘我实行弹性工时’，也没有人会追问‘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小时补回来’。”正如乔杜里的辩护律师彼得·布里格尔在结案陈词中所说：“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打卡要求。他似乎也没有任何计算机监控方面的要求。”

这种问责的缺失在乔杜里2022年1月至4月供职于东伦敦国民保健署信托机构期间暴露得淋漓尽致。管理层完全凭信任行事，默认他真的在填报所称的工时。他们不知道，他当时还有另外两份全职工作。尽管如此，管理层还是批准了他自己填报的工时表，上面声称他每周全职工作五天。“我原本会相信他的话，”他的一位主管告诉法庭，“他从来没来过办公室。”

然而，即便在线上，乔杜里也一如既往地难以被约束。他经常临时退出Teams视频会议，理由是网络问题或母亲来电。在一份工作中，他连续五个月不开摄像头，把原因归咎于笔记本电脑出了故障。在卫生和社会保健部，乔杜里从2022年8月到2023年2月担任项目经理，年薪40646英镑，完全居家办公，只需参加每两个月一次的全员会议。他的直属主管只记得他参加过一次，而且中途离场。

作者：阿比盖尔·布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