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在哪个单位，最后混得好的，往往不是那个最有才的。

汉武帝的朝堂，就是最好的观察样本。那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才华横溢、金句频出的东方朔，另一个是看起来温吞水一样的公孙弘。

结果呢？那个最有趣的灵魂东方朔，一辈子被当成笑话。而那个看似无趣的公孙弘，却官至丞相，善终。

凭什么？这事儿，两千年后看，依然扎心。

第一回合：一个人的正确，毫无力量

汉武帝初登位之时，下诏求贤能之士，欲破常规，东方朔登场颇具戏剧性，《史记·滑稽列传》记载：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

三千片竹简，需两个壮汉方可抬动，武帝惜才，不辞劳苦陆续用了两个月才读完，此乃一场天才的营销，东方朔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爆款”。

但“爆红”之后的路，他走歪了。

汉武帝喜欢“射覆”。也就是将东西扣在碗底让别人去猜的游戏，与现在的“盲盒猜物”差不多。

汉武帝让术数家将壁虎藏在盂下，众人皆不能猜中。东方朔自告奋勇，以《易经》占卜后断言，《汉书・东方朔传》记下了他射覆壁虎的表演：

“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

汉武帝喜好方术，东方朔就利用《易经》来占卜，把普通的常识弄成了“上天启示”一样的东西，一下子就让答案变得很神秘且权威起来。

汉武帝大悦。在人才辈出的汉武帝时代，他以这般颇为引人注目的方式，成功吸引了皇帝的目光，为自身争取到了生存与进言的机会。

但从此，他的角色便被定位，一个解闷的“俳优”，他的智慧成了取悦君王的戏法。

他并非没有治国之志。当汉武帝欲扩建上林苑（即皇家猎场），需侵占千倾民田时，满朝文武噤声，唯有东方朔挺身谏阻。

他陈说三大危害，层层递进：

先用天人感应讲道理，说君主要是谦逊沉稳，上天会赐福；要是骄纵奢侈，上天就会用异常现象警告。

次从实际利益说起，点出扩建的危害，占用百姓的利益，会招致百姓不满。

三以历史为鉴，强调奢侈亡国的教训，引用殷、楚、秦三国的案例为警示。

结果呢？《史记》记载：

“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皇帝赏了他，夸了他，然后上林苑扩建工程照旧。

为什么？

一个人认为对的事，要是没法让大家达成共识，在领导眼里，那也只是他个人的“对”。

朝堂之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附议。在一个讲求“共识”的系统里，单一个人的正确，那在领导眼里，就只是“个人的偏执”。

反观公孙弘，他玩的是另一个游戏。他的崛起，正逢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孙弘不显山露水，却做了一件极高明的事：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平台”。

据《汉书·儒林传》载，他为丞相后，“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这等于建立了官办的“儒生管培生计划”而 他自己就是首席导师。这些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官场，时间一长，朝堂上自然多了不少他的人。

他极力向朝廷举荐儒生为官，每回上奏疏时必定言：“此臣素知其贤，可任以事。”

像严助、朱买臣这类人，渐渐地儒生群体便成为朝堂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于是到了商议征讨西南夷之时，公孙弘认为此举劳民伤财，应予以停止，他先私下统一意见，在朝会中刚一提及，被他举荐的儒生严助、朱买臣等便立刻一同响应，营造出颇为强大的舆论态势。

汉武帝听到的，不再是公孙弘一人的声音，而是一个“儒生集团”的共同意志。结果，征伐之事遂罢。

你看，东方朔是单打独斗的“孤狼”，而公孙弘是“狼群”的领袖。才华需要载体，一个人的声音，永远大不过一个群体的合唱。

第二回合：“有趣”，是职场最大的陷阱

东方朔的第二个致命伤，是他太想“有趣”了，以至于透支了最宝贵的资产，信任。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一次著名的“割肉事件”：三伏赐肉，分肉官未至，东方朔等不及，拔剑自作主张割肉而去，还对同僚说：“伏日当早归，请受赐。”

事后汉武帝问他为何无诏割肉，东方朔张口就来：

“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妻子），又何仁也！” 《史记・滑稽列传》

汉武帝被逗得哈哈大笑，反而再赐他百斤肉、百石酒。

是不是颇具画面感：机智有时也被称作耍小聪明，“割肉遗妻”看似幽默之举，实则是在朝堂上做私人事，汉武帝的笑并非是夸赞他有才能，而是觉得他滑稽，随后更将他归入俳优一类了。

更致命的是私德，东方朔每年都换老婆，拿着皇帝赏赐的钱去娶新的抛弃旧的。长安的郎官私下都称他狂人，连普通官员都不把他当“国士”。

《史记》载：“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即弃去。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 在“孝廉”为选官标准的汉代，这种“岁更其妇”的行为，彻底击穿了其人格信誉。同僚们私下称他“狂人”，谁还把他当回事？

在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汉朝，这种行为跟大臣应有的品德完全不相符，把他自诩“自己有王佐之才”这件事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也说明了为什么汉武帝虽然欣赏他的才华，却不敢把重要的事务托付给他的原因了。

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公孙弘这人可不一样，他当丞相，却盖着粗布被子，吃的是糙米饭（脱粟之饭）。

御史大夫汲黯都看不过去了，认为他装穷，在朝堂上弹劾他：

“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译文】公孙弘职位在三公之列，俸禄十分丰厚，却盖着布做的被子，这是欺骗啊！

《史记》记载了他的反应：他不争辩，反而对武帝说：

“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

他承认自己或许在沽名钓誉，并称赞了指责他的人。这一下，反而在汉武帝心中坐实了其“节俭忠厚”的长者形象。

汉武帝想招揽人才，找来公孙弘问计。

公孙弘颇为聪智，他未直接向皇上言明“陛下我们应如何去做”，而是建议在现有制度之上进行一番“补充”，提出于原先的“举孝廉”基础之上再设置一个考儒家经典的环节。

这个办法还挺巧妙，表面上看，主意是皇上亲自定的，决策权还在皇上手里，这么着就稳稳保住了领导的面子；实际上是暗中给天下读书人开了条往上晋升的路。

司马迁称公孙弘为人有心机（为人意忌，外宽内深），但他确实成功塑造了一个令人信任、懂分寸的公众形象。

所以呢，专业信誉，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一旦为了短期关注而牺牲它，便再难赢得长久的重任。

第三回合：理想主义的黄昏

到最后，其实是两种活法的冲撞。

东方朔提出“朝隐”，说大隐隐于朝。这本身就是一种撕裂。直到暮年病重，他望着前来探病的汉武帝，用不再戏谑的语气恳切进言:

“《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史记・滑稽列传》

【译文】《诗经》里说“嗡嗡叫的苍蝇停在篱笆上，温和宽厚的君主，别相信谗言。谗言没底线，会搅乱天下。 希望陛下远离奸猾谄媚的人，摒弃谗言。”

汉武帝的反应是：“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意思是：今天东方朔怎么说起正经话了？

汉武帝感慨中，暗藏着东方朔大半辈子被忽视的境遇，此时直言已无作用，也印证了他在系统里保留自我的失败：平常不敢言说，想说话时却已无机会。

而公孙弘，则把系统的规则玩到了极致。以主父偃一案为例：

主父偃曾是汉武帝跟前的大红人，他靠着“推恩令”削弱诸侯的势力，让皇权变得空前集中，因而在一年里头四次升官，那可是相当风光。

主父偃出身贫寒，早年游学各地，受尽了诸侯王和儒生们的白眼及排挤，他怀才不遇，对权贵阶层积怨已久。

当他终于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尽报复当年轻视他的人。他揭发燕王刘定国的丑事，导致燕王自杀；又以齐王刘次昌与姐姐通Jan为由，前往查办，逼得齐王也自杀了。

结果得罪了一大半宗室诸侯；再加上他不愿意融入公孙弘带头的儒生那伙，就这么着，树了不少对头。

齐王自戕后，因无子嗣，封国归中央，这本是汉武帝乐见之事，但诸侯联合弹劾主父偃“逼死宗室”，令武帝骤然处于舆论风口浪尖。

武帝本想从轻发落，毕竟主父偃的才干实在难得。

但公孙弘在朝堂上轻飘飘一句话：

“齐王自杀，国除。不诛偃，无以谢天下。”

公孙弘精准地命中了汉武帝最在意“仁君”形象，所以用“无以谢天下”戳中武帝的痛点，既除掉了傲慢无礼、不融入儒生集团的主父偃，又示好了诸侯和儒生，这也许就是司马来老先生口中的“外宽内深”的处世哲学吧。

《史记》记载：“上遂诛偃。” 他用规则借力，自己手上还不沾血。

一个是想在系统里做自己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彻底弄懂系统并为我所用的现实主义者。结局，早已注定。

结尾

东方朔晚年的《答客难》早已参透了这一切。

他借客人之口问出“为何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的困惑。

随后自己长叹一声作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战国时“得士者强”，可如今天下一统，领导“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纵有才华又能如何？

“用之时为虎，不用之时为鼠”，此寥寥十字，蕴藏着二千多年的几多不甘与通透。

无需惋惜东方朔，若他也学得公孙弘的圆滑，历史上便少了那篇振聋发聩的《答客难》，少了这种专门抒发怀才不遇的“客难体”，后世无数不得志的文人，恐怕连个发牢骚的范本都找不到。

也没必要全然效仿公孙弘的那类机巧，要知晓在职场中，“有趣”可不能当作生计依靠，“会办事”才是至关重要的要点。

多元化的社会，成功的定义早已不同。真正的智慧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

读懂你身处的游戏规则，守住你心里最在意的东西，便已是难得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