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徐志摩的浪漫，世人总想起“康桥的柔波”与“人间的四月天”，却少有人知，他的诗行里藏着三段截然不同的爱情——有对包办婚姻的叛逆，有对灵魂知己的渴求，更有对炽热爱恋的执着。这位以“爱、自由、美”为信仰的诗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理想爱情，却也在爱里尝尽了颠沛与遗憾。

1915年，18岁的徐志摩遵从父命，与出身名门的张幼仪成婚。这场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疏离。彼时的徐志摩留学归来，满脑子都是西方自由思想，而张幼仪则是传统礼教培养出的“贤妻良母”，两人无话可说。徐志摩曾在信中直言她“土气”，甚至在她怀着二胎时，冷漠地提出离婚：“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偿还期不远矣。”

这段婚姻的破裂，成了徐志摩爱情觉醒的起点。1919年，他赴伦敦剑桥大学留学，在这里邂逅了16岁的林徽因——这个梳着齐耳短发、眼神里闪着才情光芒的少女，彻底点燃了他对“灵魂伴侣”的向往。他为她写下“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将这份相遇比作云与波的邂逅，纯粹又热烈。他不顾自己已婚的身份，疯狂地追求林徽因，甚至不惜与张幼仪决裂。

但这份炽热的爱恋，终究成了“惊鸿一瞥”。林徽因虽欣赏徐志摩的浪漫才情，却清醒地看清了两人的“错位”——他爱的或许是“理想化的她”，而非真实的自己；更重要的是，她无法接受这份冲破世俗的感情。当徐志摩为她离婚后，林徽因却选择回到国内，与梁思成定下婚约。1922年，徐志摩在回国的船上写下《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首诗，成了他对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最体面的告别。

与林徽因的错过，让徐志摩陷入情感低谷，直到他遇见陆小曼。1924年，在一次宴会上，他结识了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赓的妻子陆小曼。这个同样才情出众、敢爱敢恨的女子，与他有着惊人的共鸣——她厌倦了包办婚姻的沉闷，渴望自由与真爱，而徐志摩的出现，恰如一道光照进她的生活。两人迅速坠入爱河，这段“婚外情”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徐志摩的父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文坛也对他议论纷纷。

但徐志摩不顾世俗反对，1926年与陆小曼成婚，梁启超在婚礼上甚至当众斥责他们“用情不专”。婚后的生活，却渐渐褪去了热恋的光环。陆小曼习惯了奢靡的生活，常出入舞厅剧场，而徐志摩为了支撑家庭，不得不同时在多所大学任教，四处奔波讲课。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多，争吵不断。但即便如此，徐志摩仍对她饱含深情，他在信中写道：“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

1928年，徐志摩重访剑桥，站在康河边，林徽因的倩影、陆小曼的笑颜交织在眼前，岁月的遗憾与眷恋涌上心头，于是写下了传世名篇《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如水般的温柔与释然，这既是对康桥岁月的告别，也是对过往情感的沉淀。

1931年11月，徐志摩为了赶去北平听林徽因的演讲，也为了筹措陆小曼的生活费，乘坐邮政飞机北上，却在济南附近遭遇空难，年仅35岁。他的一生，如他诗中写的“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始终在追寻理想的爱情，虽历经波折，却从未放弃浪漫与真诚。

经典诗句赏析：“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致梁启超》，这短短八个字，道尽了徐志摩对爱情的执着与豁达，也成了他一生情感的注脚。

提到民国浪漫主义诗歌，徐志摩是绕不开的名字。这个永远带着“赤子气”的诗人，把对爱情的炽热、对自由的向往，都写进了轻盈的诗句里。

1928年，徐志摩重访剑桥大学，站在康河边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两年前与林徽因的邂逅、与陆小曼的缠绵，都随流水涌上心头。于是有了《再别康桥》里的经典：“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没有激烈的呐喊，只有如水般温柔的眷恋，却成了几代人记忆里的诗意符号。

他的浪漫从不局限于儿女情长。留学期间接触到的西方自由思想，让他在诗中高呼“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用“云与波”的邂逅，隐喻人与人之间自由而纯粹的联结。1931年，他为赶去听林徽因的演讲，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年仅35岁，正如他诗中写的“悄悄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留给世间满纸浪漫与遗憾。

经典诗句赏析：“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致梁启超》，道尽对灵魂契合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