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二十七年的农村夫妻打离婚官司，房子存款都好分，偏偏为29只鸡、22只鹅、2只鸭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法官的提议让两人都红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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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五十二岁的陈大姐急得站了起来。

她要争的不是城里的商品房，不是几十万存款，是三只能下蛋的大白鹅。

“那几只大鹅是我每天凌晨四点爬起来喂的，冬天冰碴子刺骨，我手冻得裂出血口子拌饲料，凭啥要跟他平分？” 陈大姐脸憋得通红，拔高嗓门道。

“小鹅他搭过手，大鹅全是我一手带大的，就该归我。”

对面坐的是她丈夫杨大哥，五十四岁，皮肤黝黑，手上全是工地磨出来的老茧。

他也不服气，把手里的家禽清单往桌上一推：“鹅苗是谁花钱买的？禽棚是谁砍竹子搭的？农忙我回来挑水拌料，哪次没搭手？合着我打工挣的钱贴家里，就不算数了？”

承办法官陈茜敲了敲法槌，让两人先冷静。

这是她从业多年见过最特别的离婚案。

杨大哥和陈大姐结婚二十七年，一儿一女都成了家，在外地打工，没有抚养权纠纷。

家里存款一共一万两千块，两人说好了一人六千，没二话。

唯一的房产是杨家村宅基地上的老自建房，陈大姐户口还在邻村娘家，按规矩分不了，她也没打算要。

争来争去，就争屋后禽棚里的五十三只家禽：二十九只鸡，二十二只鹅，两只鸭。

旁人听了都笑，说五十多岁的人了，离婚为几十只鸡鸭鹅闹上法庭，至于吗？

只有陈大姐自己知道至于。

这二十七年，她守着这个家，种三亩水田，喂一群家禽，伺候公婆养老送终，孩子从小到大的吃喝拉撒全是她管。

杨大哥常年在镇上、县城的工地打零工，十天半个月回一次家，放下工钱就躺平，油瓶倒了都不扶。

以前她觉得日子都这样，男人在外挣钱，女人在家操持，天经地义。

直到去年冬天她摔了腿，躺在床上动不了，杨大哥回来守了三天，就天天接工头的电话，说工地催得紧，丢下两千块钱就走了。

那时候她一个人躺在床上，饿了就啃床头的饼干，想喝口水都要撑着身子慢慢挪。

也就是那时候她想通了，这婚，离了吧。

杨大哥一开始不同意，觉得日子过得好好的，瞎折腾什么。后来陈大姐铁了心，分床、分灶，连他换下来的衣服都不洗，他也来了气，索性自己到法院递了起诉状。

“离就离，财产分清楚，谁也不欠谁。”

真到了分财产的时候，才发现夫妻俩过了一辈子，攒下的家当，数来数去就这些活物。

鸭子最好分，两只，个头差不多，一人一只，两人都没意见。

难分的是鹅。二十二只鹅里，六只是成年大鹅，下蛋勤，一只顶两只小鹅的价钱。剩下十六只是开春刚孵的小鹅，还没长成。

陈大姐咬死了要大鹅，说这是她一天天守着喂大的，是她的心血。杨大哥不肯让，说真要按心血算，家里哪一样没他的功劳，凭啥好的都归她。

两人从上午九点吵到十一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

陈法官没打断他们。她在基层法庭待了快十年，太懂这种农村离婚案了，争的从来不是那点东西，是一口气，是自己大半辈子的付出，到底有没有被看见。

她等两人吵得差不多了，才慢悠悠开口：“给你们两个方案。第一个，大小搭配着分，每人三只大鹅，八只小鹅，价值差不多，谁也不吃亏。第二个，一方全拿大鹅，按市场价补钱给另一方，一只大鹅算八十，小的三十，你们自己选。”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陈大姐抿着嘴，手指抠着衣角。她其实不是贪那几只大鹅，就是觉得杨大哥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她辛苦，好像这些家禽天生就会自己长大。

杨大哥也闷着头。他知道陈大姐这些年不容易，但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就变了味，总觉得服软就输了。

“选第一个。”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

陈法官笑了笑，在调解笔录上记下：鹅，各得大鹅三只、小鹅八只。

接下来分鸡。

二十九只鸡，按数量平分，一人十四只，还剩一只。

就是这一只鸡，把两人又难住了。

“我多要一只，补你二十块钱。” 杨大哥先开口。

“谁要你那二十块？我也多要一只，我补你三十。” 陈大姐立刻顶回去。

“凭啥你多要？鸡都是我买的苗！”

“苗是你买的，是谁喂大的？你摸摸良心说！”

眼看着又要吵起来，午休时间到了。陈法官宣布休庭，下午再接着调。

走出法庭的时候，杨大哥骑的是辆旧电瓶车，车筐里还放着半瓶矿泉水。他看了陈大姐一眼，没说话，骑车先走了。

陈大姐站在法庭门口，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

二十七年夫妻，最后闹到这步田地，连一只鸡都要争得面红耳赤。

她也不想的。可要是不争，这大半辈子的辛苦，就真的像风一样，吹过就没了，连个声响都留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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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开庭前，陈法官先去了一趟杨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