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汉。
近日，无论是国内的自媒体讨论，还是国外新闻的报道，都很少听说西方政客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
这背后的事实是，美西方政客几乎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收受贿赂、贪污金钱的行为。
原因很简单：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将政治腐败“规则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了。
他们有一套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把传统的权钱交易，对应地变成了“政治现金”、“游说”和“旋转门”，一方合法地把金钱或利益输送给另一方。
而且，许多西方政客本身就是自己家族或背后金主的代言人，手中的权力当然要全面服务于自己，自然没必要去“寻租”，也就不会收受他人的贿赂。
先说“政治现金”政治现金是欧美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普遍存在的一种权钱交易方法。说白了就是“赞助”或“应援”，只不过这个偶像，是某个政客。做到州议员这个级别的官员，公开接受政治现金很正常，也是法律允许的。
收了“粉丝”政治现金的政客，实际上就是权钱交易的开始。一个政客的权力越大，吸纳现金的能力就越强，为其提供资金的金主实力也越大。
这些幕后大金主会直接影响该政客的政治主张。所以，普通民众以平常方式对政治的影响力，几乎为零，除非他们能组织起来形成某种力量。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竞选专家马克・汉纳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样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
2020年美国大选，总统和国会选举总支出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两倍多。
一些议员用在“找钱”上的时间，和用在正经工作上的时间差不多，每天甚至长达5个小时。所以他们究竟在为谁工作，不言而喻。
政治现金在美西方国家完全合法。美国最高法院在2010年裁决，公司和团体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输送政治现金没有限额；2014年又裁定个人捐款也没有上限。
《纽约时报》指出，几十年来，美国的富人越来越有钱，而现有规则让政客们更容易利用这些财富，其结果就是政客们越来越受资助者的制约。
所以，西方民主就是金钱游戏和利益之争。即便有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解决，只要金主不喜欢，就无法通过。
比如近年法国夏季非常炎热，老百姓希望安装空调，但很多政客就是咬定“我们不需要空调”，主动放弃制冷舒适。
你觉得这些官员是真的傻吗？他们当然是为了那些与他们在过去深度绑定的、吃“环保饭”的既得利益集团。
胃口大了怎么办？还有“旋转门”和“游说公司”一些大人物的胃口比较大，比如希拉里、奥巴马这种级别，觉得政治现金“提现”比较麻烦，就需要其他方式捞钱了。
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最简单的方式是演讲和出书，演讲拿“出场费”，出书拿版税。更厉害的，比如克林顿和特朗普，他们都有家族基金会，那是一个个逃脱监管的“黑洞”。
想办事的人把钱打入基金会，发票记得开“援助非洲儿童的慈善捐款”，然后找几个非政府组织洗一洗，一进一出都免税。
但到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他和他家族捞钱的方法与速度让所有人大开眼界。特朗普家族利用加密货币和操纵股市，几天内就攫取了不可思议的财富，眼红的民主党人要求彻查，但至今也没有下文。
总之，我们能发现一个现象：在西方国家搞政治斗争，很少拿“贪污腐败”说事，因为人家“合理合法”。
所以想搞垮对手，大多从人品、作风下手。当年克林顿势力那么大，共和党想弹劾他，只能从“拉链门”找素材。
再比如当初起诉特朗普的理由，也多为性侵或诽谤。一国总统尚且如此，到了地方上就更明目张胆了。
比如一个州的州长是保险公司出钱捧上去的，所以该州的车险就比较贵。
你要是不接受，可以搬到别的州去住，但别的州的车险便宜，天然气可能贵，因为那的州长可能是能源公司花钱砸出来的。
“旋转门”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在公与私之间不同身份上的转换机制。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的旋转门，是美国政治生态中最盘根错节的存在。
一个人昨天是某个大企业的总裁，今天是国务卿或国防部长，明天又成了大学的顾问。一些政客本身就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参与者，甚至就是一把手CEO。
这种人当然看不上“政治现金”那点小钱，人家干的是自家生意，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家公司开路，顺理成章。
最典型的就是拉姆斯菲尔德。他是1975年美国福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后来成了兰德智库的理事长，同时他还是希尔医药和通用仪器的总裁。希尔医药最大的“成就”就是推出了阿斯巴甜。
后来希尔医药卖给了孟山都，而孟山都这家公司，说好听点叫如雷贯耳，难听点叫臭名昭著。1997年，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吉利德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就是生产新冠特效药瑞德西韦的。
2001年，他又“旋转”回政界，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作风强硬，只手遮天，号称“五角大楼最后的军阀”。像这种级别的大佬，利用“旋转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直接推动有利于自己利益集团的政策甚至法律，这不叫以权谋私，这叫“自由的身份转换”。
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立法部门的主管等中下级官僚，因为他们熟悉政府内部的运作模式和人际关系，在离开政府之后，往往通过“旋转门”去做“说客”。所以这些人就变成了游说公司的职业说客，也因此，他们的收入是做公务员时的5倍以上。
一些欧美大公司都设立有“政府关系事务部”，专门吸收通过旋转门出来的前政府官员。
这些人的主要作用，一是利用仕途上的经验，对公司发展提出建议，避免触及法律法规，或者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公司赢得诉讼；二是对立法机构、政府部门施加影响力，推动立法，设置隐形行业壁垒，打压潜在竞争对手。
以美国为例，我们经常说有几大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能源大亨、金融寡头。其实最狠的不是这几个，最暴力的是医疗利益集团。全美GDP的18%要花在医疗领域，美军军费才占3.5%上下。
为什么美国看病贵？很大原因就是医疗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旋转门，建立起了一套森严的行业壁垒，比如人为限制医生数量、提高医疗行业的准入门槛、垄断药品的生产和流通渠道等等。
在金钱驱使下，数万名手眼通天、巧舌如簧的各路说客，云集在白宫北面的K街（游说产业一条街），他们便是资本和利益集团的“马仔”。所以K街也号称美国的“第四权力中心”。
英国的《观察家报》称其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不公平的代价》一书中指出，政治游说放大了利益集团的诉求，扭曲了美国政策的制定过程，各种政治游说导致美国政府错误地放松了金融监管，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总统赦免权在任的美国总统手中都握有一项权力——总统赦免权。他们可以把这个权力变成当代的“赎罪券”，明码标价，公开出售。
按照惯例，历任美国总统在卸任前的最后一天，在离开白宫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会集中签发一大堆总统特赦令，给一些罪犯减刑或者完全赦免。
有门路的人可以花钱买这种“赎罪券”，据说一个“完全赦免”的名额可以卖到100万美元。无论谁当总统，他们在任的几年里会陆陆续续减刑或赦免几百上千人，仅这一点，少说也能挣上亿美元。
而有些被赦免的罪犯，是当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警察的生命，侦办多年才成功抓获的要犯，其中不乏罪大恶极之人。
但只要出得起钱，自然就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华盛顿邮报》指出，总统赦免权的运行，是美国政治腐败合法化的又一个令人发指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