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蒋介石心腹，曾任军统局长、侍从室主任，晚年却告诫子孙：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1
1927年，北伐的炮火一路向北。
当北伐军的旗帜插上南京城头时，所有人都记住了贺耀祖这个名字。
率先攻克南京，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六朝古都，龙盘虎踞，战略意义非同凡响。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老蒋很高兴。
很快，一纸任命状就送到了贺耀祖手上——南京卫戍司令。
南京已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心脏，将这座城的防务安全交给他，就等于把身家性命都托付了一半。
此时的贺耀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相信，只要跟着总司令，扫平军阀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然而，政治这东西充满了变数，充满了妥协，也充满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残酷。
仅仅一年后，1928年，变数就来了。
北伐军继续高歌猛进，贺耀祖奉命率第三军团主攻山东。
5月1日，济南城破。
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在将士们的脸上完全绽放，两天的5月3日，日本人就找上门来了。
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在济南横行霸道，最终悍然向北伐军开炮挑衅。
对于一名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来说，这没什么好犹豫的，贺耀祖的反应极其果断：打！
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奋起还击，士气如虹，硬是把骄横的日军给打了回去。
消息传回南京，所有人都以为会等来嘉奖令，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蒋介石铁青的脸和压抑的怒火。
打了胜仗，总司令为何反而发怒？
因为在蒋介石的战略棋盘上，此时此刻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盘踞北方的各路军阀。
他的大战略是“攘外必先安内”，任何可能节外生枝打乱他统一大业的行动，都是不能容忍的。
贺耀祖的悍然还击，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擅自行动”，一种会激化对日矛盾的“惹是生非”。
几天后，日本政府的官方抗议和施压文书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上面赫然写着：要求严惩“济南事件的责任者贺耀祖”。
面对外部压力，蒋介石再一次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权衡”与“取舍”。
为了换取日本方面的谅解，继续他的北伐大业，他选择了妥协。
一纸令下，贺耀祖第三军团总指挥兼南京卫戍司令的职务被一撸到底。
这个处理结果对贺耀祖来说不啻于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打了胜仗，保卫了国家和军队的尊严，换来的却是撤职查办。
这根刺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让他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在最高领袖的心中，所谓的民族气节是可以为了政治利益随时牺牲的筹码。
被撤职后，贺耀祖没有去找任何人申辩。
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去了南京郊外的栖霞山。
他站在山上看着山下那座由他亲手攻下的繁华都城，再看看不远处北伐阵亡将士的墓碑，心中五味杂陈，充满了屈辱、不解与迷茫。
深夜，一位曾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提着些家乡的土产，摸黑找上了山。
两人相对而坐，许久都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那位老部下先开了口，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总座，这天下……怕不是我们当初想的那个样子。”
贺耀祖没有回答，只是将杯中的烈酒一饮而尽。
事实证明，蒋介石虽然罢免了贺耀祖，但他离不开贺耀祖。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贺耀祖的仕途就像坐过山车，起起落落，但总能回到关键岗位上。
1929年，需要有人镇住参军处那帮骄兵悍将，蒋介石想到了贺耀祖，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参军长。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徐州行营需要一个能力强、信得过的人坐镇，蒋介石又想到了贺耀祖。
1932年，贺耀祖担任参谋次长。
1938年，担任军统局长，是戴笠顶头上司。
1940年，他更是成为了权力中枢的核心人物侍从室主任。
这一系列的任命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贺耀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处理军政要务，都堪称一把好手。
第二，在蒋介石心里，他依然认为贺耀祖是“自己人”，是忠诚的，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但蒋介石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需要时拿来用，不需要时放一边”让贺耀祖越来越心寒。
02
贺耀祖对蒋介石不再是盲目的崇拜和追随，他开始有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而他所处的职位，恰恰给了他一个绝佳的观察视角。
作为侍从室主任，他几乎能接触到国民党政权最核心、最深层的秘密。
他亲眼看到了那些平日里满口“主义”、满脸“正气”的高官们，背地里是如何贪污腐败中饱私囊。
他亲眼看到了各个派系之间是如何为了权力和利益，相互倾轧、勾心斗角。
他更亲眼看到了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的达官显贵却依旧歌舞升平，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
与此同时，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也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他这里。
有的是机密情报，有的是他审阅的文件，有的是他接触到的被捕的共产党人，还有那些一心向往延安的进步青年。
从这些信息中，他拼凑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延安。
在那个贫瘠的黄土高坡上，没有派系斗争，只有官兵一致，没有贪污腐败，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没有消极避战，只有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浴血抗日的坚定决心。
一边是腐朽堕落，一边是朝气蓬勃。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贺耀祖内心的天平开始不可抑制地发生倾斜。
他开始怀疑，自己为之奋斗的这个“党国”真的是中国的希望吗？
思想的转变，必然会带来行动上的变化。
在担任甘肃省主席期间，贺耀祖开始了一些“试探性”的行动。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刘瑞龙、魏传统等人被关押在甘肃。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些人是“共匪要犯”，绝不能放。但贺耀祖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找了个机会，毅然决然地把他们给放了。
当时有很多爱国进步青年一心想去延安参加革命，但苦于没有路条和通行证。
贺耀祖知道后，便悄悄地给这些人发放了一种“特别通行证”，为他们投奔光明打开了方便之门。
他还曾秘密指示自己的下属，想方设法营救那些被特务抓捕的共产党人。
这些行为在当时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出格”之举，但对贺耀祖而言，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爱国立场的体现。
1942年，重庆。
作为战时陪都，这座城市在连天的警报和轰炸中艰难地呼吸着，而在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侍从室里，贺耀祖正面临着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这天下午，贺耀祖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兰州机场传来的紧急报告：一架苏联飞机被扣在了机场，无法起飞。
原因很简单，机场方面严格遵守规定：没有蒋委员长的手谕，任何国家的飞机，特别是运载物资的飞机都不能放行。
贺耀祖眉头越皱越紧，放下电话，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架飞机上装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