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老战友周总理，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称恩来同志有三大长处：对敌斗争果敢，对待工作拼命，擅长联系广大群众。还补充说道，周总理最为突出的优点，就是能够团结各方人士。

西安事变是观察这种能力的一个起点，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张杨反复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拒之后以“兵谏”方式扣留了蒋介石。

事变一发生，局面立刻变得复杂：南京内部何应钦等亲日派主张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力主和平解决。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也出现了分歧；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事变的指责又给张学良泼了一盆冷水。

张学良当时对下一步并没有明确计划，许多事情都等着周恩来到西安后再商议，他接到周恩来要来的电报后说了一句：“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23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与宋子文开始正式谈判，24日宋美龄也加入进来，当晚周恩来又面见蒋介石，当面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

最后达成的六项条件，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蒋介石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事变的起因是内战逻辑走到了死胡同，经过是在多方力量互相拉扯中找到谈判的支点，结果是内战的刹车被踩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雏形。

周恩来在这里做的不是讨好各方，而是在所有人都僵住的时候，判断出哪条底线不能退、哪个共同点足够结实，能把原本互不信任的力量暂时拢到一张桌子前。

皖南事变则展示了另一层：团结的底子，大半在危机之前就已经铺好了。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南方局，日常同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这些人来往，特园成了民主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品茶谈笑之间把形势和主张一点点讲透。

这种日常功夫在1941年初派上了用场，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伏击，血战七昼夜，仅两千余人突围，军长叶挺被扣押。

国民党方面宣布新四军“叛变”，封锁消息，试图把真相捂在重庆。

周恩来当晚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随后亲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安排《新华日报》突破新闻检查刊登出来。

与此同时，他连夜会见各方民主人士，出示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证据，黄炎培当场表示“当局如此处置，绝对错误”，张澜、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也站到了反对内战的一边。

民主人士随后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海外传递真相，周恩来又同美英苏驻华使节沟通，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明确告诉蒋介石，共产党问题不应造成自相残杀。

事变的起因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用军事手段压垮中共武装，周恩来把舆论、政治、外交几条线同时调动起来，结果是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被挫败，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当场裂开。

这里面起作用的，不是临时抱佛脚的公关，而是周总理此前几年在重庆攒下的信任：到了需要站到一起的时候，别人愿不愿意听你说话、信你说的，取决于平日里有没有把话听进去、把人当回事。

万隆会议是同一个逻辑放到国际场合的检验，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时，参会的二十九个国家里只有七个同新中国建交，不少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心存疑虑甚至敌意。

会议第一天，少数国家代表的发言就把矛头指向共产主义，气氛骤然紧张，周恩来原本准备了发言稿，看到会场风向之后，临时决定把原稿改为书面散发，利用休会间隙重新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

他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共同点被摆在了最前面：亚非国家共同经历过殖民主义的痛苦，都需要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

这份十八分钟的发言让会场转向，会议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和十项原则。

三次危机，场景不同，对手不同，但周恩来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团结不是把差异抹平，也不是在原则问题上含糊其辞。

勇敢的人不少，肯拼命的人也不少，但能让四面八方的力量在关键处拢到一起的人，极少，团结之所以被低估，是因为它看起来温和，做起来却需要最硬的判断和最长的耐心。

信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1-02-02——“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团结网（团结报），2022-12-29——“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性贡献”

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转自团结报），2026-03-27——“皖南事变中的周恩来与爱国民主人士”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2-07-17——“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