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钱浒上南岗村（现属建平乡）尤家普晚年出家在开法寺，先任寺庙外当家，后任当家和尚。尤家普与家伯相处甚笃，过从甚密，我幼时常随伯父到开法寺，或敬香、或观赏、或求医。尤家普与家伯闲谈时，常常谈及开法寺的历史，我在旁听之入神。虽时过境迁，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民国六年（1917）前后，我在庙内赏玩，曾在东墙角边见有一块残碑，碑上刻有唐朝年号及 信士资助银额。另一块断碑乃宋朝记事，碑残字剥，字迹难以辨认。在这些遗迹中，惟独不见明、清两代碑碣，原因何在，无法考证。

现已隔数十年，开法寺已踪迹难寻，为志前因，谨作《开法禅寺拔落记》，以示不湮。

开法寺是我县两大佛教庙宇之一（另一是盆形山的地藏王庙)。原庙基座落在县城之内，西至东岳庙，南至现县政府前面菜市场，东至现工商银行门口，北至县教委大塘南，占地面积一百余亩。庙宇四周先前有大围墙，朝东有四牌楼，楼上常住挂榻僧数十，巡更僧亦住楼上此楼于1937年被日寇焚毁。朝南为寺巷，有平铺青石大道直通院内。大院内植有天松柏及梧桐，花坞内遍植奇花异草，佛门清净，却似雷音。

开法寺建造年代不详，据传唐贞观年间曾重建过大雄宝殿。唐三藏取经回国后，朝廷刻佛经数万卷，颁发全国各寺庙。开法寺领回数卷，至清末仍保存在禅堂藏经阁内。禅堂藏经阁是藏经重地，除当家主持外，任何人不得擅入。自唐至宋，开法寺香火旺盛，佛法无边，大小僧众共有一百多人。迨至元明数百余载，累经兵燹战乱，寺庙逐渐衰落。明代末年，寺内仅存十几名老和尚，都老态龙钟，已朝不保夕。

清顺治帝执政后，崇尚佛教，开法寺又大开佛门，广种佛田。寺内僧众餐风宿，朝夕募化，加之信士布施，已积蓄有相当数量银两。择缙绅望重者举为檀越寺主，为寺庙保管银钱，监修庙宇。时建时修，将佛殿禅堂、斋堂膳房、寮房寝室修葺一新，佛像新塑装金，侯上赠酬帐幔桌帷，整个寺庙金光焕发，流霭缭绕。此时寺内又接纳新僧数十，暮鼓晨钟，诵经声和木鱼声此起彼落，一片虔诚。乾隆年间，香火益盛，住持僧人大开皈依修戒大典，四方僧众云集，多至千人。“开法寺”庙匾此时也改换为“开法禅寺”金匾。和尚日渐增多，求佛者络绎不绝。

俗话有“庙大僧威”之说，自那次大典之后，全县四方庙庵尽属“开法禅寺”下院。计有：东乡凌笪龙庵、涛城松塘、南丰梵王寺、姚村石佛山、飞里黄香殿、梅渚南店等。下院斋戒都由开法禅寺住持派执事僧前往主持。寺内僧众均需遵守清规戒律，所有僧人除服役执事外，一律在禅堂、经房趺坐诵经，不得外出。庙内虽有百人，但朝佛敬香者除只见接待僧外，不见一个闲散和尚。县内曾流传一句谚语：“小小建平县，大大开法寺。”可见寺庙之宏大，僧人之众多。此时可谓鼎盛时期。

清同治年间，天年不一，岁有吉凶。不是赤地千里，,籽粒无收，便是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每遇灾年，开法寺住持率领僧众，在院内建立丈余高佛坛，顶礼膜拜，祈晴求雨。灵验与否，自不待言，然其一片赤诚，关切民瘼，实堪嘉许。

太平天国时期，战祸兵燹长达六年之久，两军鏖战，形成拉锯，百姓伤亡惨重，房屋大部分被烧毁。开法寺也不能幸免，被烧毁十之八九，仅存佛殿堂和军马房未烧。战事平息之后，庙中只剩年过八旬的住持一人。县城还乡无处存身的难民来到庙内借住，住持僧视如亲人。庙无存粮，只得将清军未及运走的马料（麦、豆）分发，供人食用，又指使众人在院內荒地废墟上播种豆麦，第二年收获，众人才勉强度过灾荒。

清廷派来知县“复清”“安民”，当时衙署被焚，县官也只得借住于寺内大殿。经过这次兵祸，加上天灾疠疫，人口锐减，据当时地方官派出四乡清查户口者统计，全县人口不足万人。全县人口少，多数又系老弱病残，田地几乎全部荒芜。县衙署急忙贴出告示，号召百姓开垦耕种，发给口粮、种子、耕牛，并规定三年不缴课。又到外省去招徕百姓耕种，客民增多，土客杂处。

江南本鱼米之乡，加上人少田地多，经数年耕耘，渐渐富庶，人口骤增。流入他乡者也纷纷归来，也有和尚回到庙里。为了超度亡魂，烧香、做道场的也渐渐多起来。庙里又重新接纳新僧。到光绪初年，和尚又多达数十人，再度出现了往日的旺盛景象。

光绪末年，几名受戒的老和尚相继死去，只剩下住持僧与外当家尤家普。店里虽然仍执行佛门清规戒律，无奈下属寺僧都不遵行，有的借故外出，有的偷吃荤腥，有的奸淫腐化。住持僧无可奈何，只好分别管理，将一班“应佛僧”派出另住边屋。如遇朝拜做佛事，前一天告知，命他们沐浴更衣，吃斋应佛，否则不准进佛堂。清末，寺内吃斋和尚仅有九人，大多年老多病，此后开法寺逐渐衰落。

不久住持僧病死，外当家尤家普便主殡殓登缸，做了七天道场，缸厝庙后（即凤凰墩）。遵住持僧遗嘱,，尤家普便做了当家住持守禅堂，开元做了外当家，开法寺从此便一蹶不振。

民国元年，开法寺受戒和尚只有四人，应佛僧也相继死去多人。民国九年（1920）尤家普坐化，开元和尚当了住持，但已成了半盲人。这时内受戒和尚只有三人，开元、开发、大旺，应佛僧有大坤、大秀、大照、大慈、长顺、长庚、宝鼎、宝祥，另外还有一个瘸子和一个胖和尚，共十人，总共十三人。老住持生前派往下院黄香殿、石佛山的两个僧人，由于虔心修行，在光绪末年坐化，肉身装金，座位该庙多年。

以后日寇犯境，开法寺大殿全被烧毁，佛经也付之一炬，禅堂供桌上二百多名和尚的法号灵牌同时被烧毁。当家和尚也死于逃难期间，只剩下长庚和宝鼎两位和尚。俗话说：“佛无宝座上西天，僧无庙住讨人嫌。”从此，两个和尚便依靠收房租过活。如有人请做道场、法事，由于僧人不足，长庚与宝鼎只得邀请梵王寺竹林和尚、侯村的云游僧法泉和尚、北门普渡寺（又名观音庵）小和尚长生等五人操办。此后，长庚、室鼎、长生三个和尚只为人打斋、做道场，不再念经拜佛，此乃因无庙宇之故。

建国后，宝鼎、长生还俗，长庚和尚曾为郎溪的佛教代表，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病故。

(作者系建平乡经村诊疗所医生)

嘉靖《建平县志》卷九：

开法寺，在县治东北，梁天鉴四年建，宋六平兴国间赐额，洪武二十七年重建。

乾隆《广德州志》卷九：

义学，《杨志》：“楼三间，在开法寺大殿后，知县柏肯堂建。”《县申稿》：“康熙六年毁于火。”

书院田，《杨志》：“开法寺义学，知县柏肯堂设，有膳田十六亩。”《县申稿》：“知县贡震归入书院，又历年公捐及贡令、周令（作渊）、毕令（所譡）所拨入田台百叄拾叄亩陆分， 地柒亩伍分，山拾捌亩，市房伍间，取租完粮，余供膏火。”

乾隆《广德州志》卷三六：

显全号无碍，建平人，本姓郑。幼祝发入开法寺，天资颍悟，与其徒昼夜坐讲堂演说，人罕识之。明正德丁丑年五月十五日预示，七月二十二日湼盘，至期集众诵经，入定而逝。寺僧瘗其骨于殿北建塔焉。

睹乔木而怀故家（节选）

周作渊公千里迢迢到了长江边的安徽东南一隅的建平（今郎溪县），这次由副转正，成了正七品芝麻官。建平这地方虽在江南，鱼米之乡，但教育落后，科第名次在全郡排在最后。作渊公上任第一件事，是在城西修了座塔，建个亭子，表示重振教育的决心。在衙署东北有一个南朝萧梁时建的开法寺，本来是一所学宫，但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作渊公号召当地士绅出资修葺古刹，在里边办了所书院，聘请硕儒名士为当地生员授业。几年下来，府试、院试，建平人才辈出。当地的绅士对其交口称赞，三十年衰退的文运一旦振兴。

作渊公在建平还有两件载于史册的事。一是有一年建平大旱，鱼米之乡结果无粮可供灾民。原因在于邻近的浙江商人，每年来这儿收储大米，然后运往外地牟利。如果放在平常年景，这也无可厚非。这年作渊便要求商人大米不得外运，主要保证本县灾民用粮，并发布谕令：“吾以建米救建民，非与若辈为难也。”粮商为了到外省牟取利,，便到上司去告状。邻郡上司来文交涉，要求不得阻止商货流通。作渊公慷慨回文：“米者，民之血汗也，而岁饥则民之性命也。不以民之血汗救民之性命，而只顾商人利益，孰得孰失乎？且货不通则商人无利，米不留则民无食。商无利未尽至死，民无食则立转沟壑，孰援乎？且商仅数十人耳，民则千百万人。利及数十人与利及数千百万人，孰多而寡？孰大而孰小乎？且岁不岁岁饥，商则岁岁至，以商数十岁中一岁之利，救民数十岁中一岁之饥，孰久而暂，孰厚而孰薄乎？”邻郡上宪见作渊公言之有理，也就作罢。

还有一件事是，作渊公的上司听说建平大灾，派人来勘验灾情，走到沿河之处，见田中禾苗生长茁壮，稻穗已经结实，十分气愤，怒斥州县官员捏报灾情，长江以南的地区根本不存在什么受灾一说，要将此情上报朝廷。宁郡官员十分害怕，没有一人敢对上司做解释。作渊公闻声奋然而出，说：“万民之命悬于此，这是什么时候,，还唯唯诺诺，不敢作一言声辩。”他从袖子里掏出建平地图，向上司边指点地形地貌，边介绍受灾情况，全无一丝惧怕的样子。上司也被他的直言相告而感动，重新深入灾区了解灾情，最后报朝廷拨款赈济江南各受灾州县。

作渊公任建平县令时，办案尤其重视实事求是，施法得当。前任有判决偏重的，他想方设法减轻处罚。作渊公深得民众信任，民众之间不会因为几句话不合就产生冲突，也有些案子经过双方协商而不再诉诸公堂。因此，建平县十几年都没有出现越级上诉的情况，也没有一件积案。上司都认为作渊公有海瑞的遗风，不愧是民众的好父母官，要求各位同僚都要效法作渊公。因为作渊公以德服人，建平县基本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邻里无纠纷，监狱无囚犯。上司便向朝廷奏报，作渊公得以升任广东惠州海防同知。

作渊公动身赴任前，建平士绅在开法寺道上搭起帐篷，为作渊公饯行。等到作渊公走的这一天，很多人攀着轿辕，一直送了几十里，还有人跟着送得更远的。有些受了恩惠的人，在家里为作渊公立长生牌供奉。（《商城文史资料》，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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