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围绕着钓鱼岛，一场牵动中日台三方乃至国际社会神经的主权博弈，就此展开。
要厘清钓鱼岛事件的全貌，首先必须回归历史本源。
早在明朝永乐年间，钓鱼岛就已被纳入中国的海防管辖范围，《顺风相送》等明代官方航海典籍中，就有关于钓鱼岛的明确记载，将其作为中国船只前往琉球途中的重要航标。
清朝时期，中国政府对钓鱼岛的主权管辖得到进一步强化，康熙、乾隆年间的官方文献多次将钓鱼岛列入中国领土版图。
琉球国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也始终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范畴，其向中国朝贡的航线，从未将钓鱼岛纳入琉球疆域。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从未对钓鱼岛的中国主权提出过任何异议，而随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钓鱼岛也随之被日本侵占。
这是日本首次以武力手段窃取钓鱼岛，也是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历史起点。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将其通过侵略战争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其中就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这意味着钓鱼岛理应在战后回归中国主权管辖范围，然而，由于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钓鱼岛的命运被悄然改写，为后续的主权争议埋下了隐患。
二战后，美国为了构建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防线，将钓鱼岛纳入其对冲绳群岛的“托管”范围。
这种托管行为本身就缺乏合法依据，因为美国并非钓鱼岛的主权拥有者，无权对中国领土实施托管。
而中国政府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未能及时对美国的这一非法行为进行全面干预，但始终没有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
时间来到1970年，钓鱼岛问题正式从历史遗留问题转变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一年也成为钓鱼岛成为国际争议问题的关键起因，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源于美国的霸权操作、日本的贪婪觊觎以及当时中国复杂的内外局势三大核心因素。
美国的霸权主义操作是钓鱼岛问题升级的直接推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布局面临调整，一方面需要巩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将日本打造成其在东亚地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钓鱼岛周边海域被证实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一资源潜力让美国意识到钓鱼岛的战略价值。
对于美国而言，将钓鱼岛的管理权移交给日本，既能讨好日本，强化美日同盟的凝聚力，又能借助日本的力量对钓鱼岛周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同时还能将钓鱼岛打造成制衡中国的“战略棋子”，而当时的台湾当局由于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边缘化，美国已经笃定要抛弃这一“弃子”，自然不可能将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台湾当局。
1971年6月17日，美国与日本签订《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将冲绳诸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正式移交给日本，这一协定完全无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是典型的非法无效协定。
中国政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表严正声明，强烈反对美日之间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明确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的协定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
美国的这一霸权行径，不仅没有解决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反而将这一问题推向了国际争议的风口浪尖，而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国际社会长期缺乏话语权，当美国主动提出将冲绳诸岛“归还”并附赠其早已觊觎已久的钓鱼岛时，日本自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馈赠”。
对于日本而言，钓鱼岛不仅具有重要的资源价值，更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占据钓鱼岛可以扩大日本在东海的海洋权益，提升其在东亚地区的海洋战略地位，因此，日本政府迅速抓住美国提供的“机会”，开始逐步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试图通过长期占据的方式固化其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
与美国的霸道和日本的贪婪形成对比的是，当时中国的内外局势极为复杂，难以集中精力应对钓鱼岛问题，大陆方面正面临着与苏联之间一触即发的军事对抗，中苏边境在1969年频频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多次越境攻击中国居民和军队，给中国的边境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下，中国政府虽未放弃主权主张，但客观上给了日本逐步强化实际控制的可乘之机。
而这种控制欲在2012年达到顶峰，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为首的政府推出了酝酿已久的钓鱼岛“国有化”阴谋，试图通过所谓“合法”程序窃取钓鱼岛主权。
当时，野田佳彦政府的购岛阴谋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动因和周密的推进计划。
2012年4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场演讲，石原在演讲中宣称东京都政府已获得钓鱼岛“土地拥有者”同意，计划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
这一言论迅速点燃了钓鱼岛争议的导火索，也为野田佳彦政府后续的“国有化”操作铺垫了舆论基础。
面对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造势，野田佳彦政府并未予以制止，反而借机将“购岛”议题从地方层面升级到中央层面。
7月6日，日本政府高官正式造访石原慎太郎，传达了将钓鱼岛本岛、南小岛、北小岛3岛“国有化”的方针，同时开始与所谓的岛屿“所有者”栗原家族进行谈判，迈出了“国有化”阴谋的实质性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