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欢/文

【内容摘要】《书谱》因具双料价值，遂在书法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褒扬之词不乏。但细观则不难发现其在书学史上的命运并非一直平顺。比如在《书谱》诞生的时代，由于种种缘由，其在当时的际遇可以用“落寞”与“无奈”来形容。本文就此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展开论述。

【关键词】《书谱》；唐代；际遇

一、《书谱》在唐代落寞与无奈的际遇

《书谱》不光是一件继承王羲之衣钵精妙绝伦的书法作品，还是中国书法史上体系完备、议论精详的理论著作。因此，唐以后，凡学书者无不希冀一睹它的真容，意欲从中窥见书圣笔法奥义；或凭其议论开启学书性灵，获得“心领神会”“披卷可明”的奇效。放在当下，无人质疑《书谱》的书学“经典”地位，但有意思的是在其诞生之初的300年里，它的命运却并非如此。

在经典化的进程中，孙过庭《书谱》在唐代的遭遇可以概括为落寞、无奈。

唐朝时期，有关《书谱》及孙氏的记载极少，较为集中的散落于陈子昂的《陈伯玉文集》、张怀瓘的《书断》、窦臮的《述书赋》中。几则记载，信息内容或涉浮华、梗概，或褒贬交杂，或指代不明，完全想象不到《书谱》在当下的盛誉。

记载中，年限最早的为陈子昂《陈伯玉文集》，文集中收录了《孙氏墓志铭》与《祭文》两篇文章。观此二文，看似体量、内容丰富完备，细究便会发现词句梗概浮华不实，“这两篇短文完全是一种代言体，情感在似痛非痛之间，用词在宽泛揄扬之际，极像是对他人口述内容的一种书面概括”[1]。同时文中也未曾提及《书谱》，即便祭文中有“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的赞语，却落脚在“此妙未极，中道而息”。是知“中道而息”是《书谱》与其作者在当时共同的遗憾与无奈，即便有陈子昂手笔，也未能改变《书谱》及祭主被时人忽略的史实。

但《书谱》终究不是凡物。存“筋骨”者，必然经得起历史的淘洗，这才有了孙氏没后近40年里，第一次关于《书谱》的直接记载。

盛唐时人张怀瓘在《书断》卷下中言：“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书，亚于草矣。尝作《运笔论》（《书谱》在当时的别称）[2]，亦得书之旨趣也……此公伤于急速……过庭隶、行、草入能。”[3]不似孙过庭刚离世那会寂寥，张怀瓘在论书中对孙氏书法与《书谱》都有提及。我们先不管张对孙的评价是好是坏，光是能够被后人“指指点点”这件事来看，既已说明《书谱》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显然是一种突破。从张氏的实际言论来看，他对孙过庭草书与《书谱》的内容只给出了一般性的评价。在考量孙氏真、行、草书诸体后，张氏认为其草书排名第一，然虽取法“二王”，运笔果断峻拔，却也暴露着失速之弊，且韵致停留在对“奇、异”的追求上，有习书天分却缺少后天的努力，在三品论中只能位列能品；对《书谱》的内容似乎也不大重视，近4000字的论述在张氏这只赚了“亦得书之旨趣”的泛泛之论，这样的评价同样不符合我们当下的认知。

张怀瓘以下，又近40余年，另一则记载出现了。窦臮在《述书赋》中言：“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4]窦臮此论是对孙氏草书的全盘否定，给它们贴上“无个性、俗而乏味”的标签。或有学者为《书谱》抱不平，认为这则评价的指向是孙氏《千字文》一类的作品。这样的推断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排除窦臮见过《书谱》的可能性。首先，窦、孙二人相距的年代并不久远，所以在窦臮生活的时代想要见到孙氏的作品并不难，所以《述书赋》才可曰“千纸”，这里的“千纸”也理应涵盖《书断》中涉及的真、行、草书。其次，《书谱》作为抄稿，其抄本不止一件。至769年，窦氏撰写《述书赋》时，他能够见到的至少有两件：一是保存至今的本子，一为启功在《孙过庭〈书谱〉考》中提到的空海和尚的《书谱》临本与传录本底本。[5]如果说，张怀瓘的评价在《书谱》的经典塑造历程中起到的还是积极作用的话，那么窦臮在此无疑是给它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凉水。

二、落此际遇的缘由

《书谱》在唐代落此际遇，应当考虑到这些原因：一、作者官职低微且无背景依傍；二、文人相轻；三、唐代的“四才”选官法书法一才指向是楷书遒美；四、唐人尚可见到不少王氏书法的摹本与真迹，真龙尚还可见，不会在意学王的后辈；五、盛中唐，书风好尚与书学环境不同彼时。

在中国古代，凡涉及文艺品评，上述缘由中的前两则都是潜在的参与因素。两点之中，第一点又显得更为重要。孙过庭家境清寒，且无家族依靠；40岁入仕，仅得率府录事参军一职，又加之时运不济，丟官染疾，不过44岁便已离世。品阶低微，入仕不长，致使孙过庭根本来不及施展自己的抱负，同样来不及构建自己的官场交际圈以及与贵人相亲等。这样的家境状况与社会地位更容易让他被边缘化，而陷入难以自脱的境地。那么可以想见，其作《书谱》在当时将会有怎样的际遇：

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余乃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

就像孙过庭在《书谱》中所抱怨的那样，书作中自认的巧丽之处不被看好，反而误失之笔却得赞扬；再当他戏谑性地摆弄文人游戏，将自己的书法假之于古人之手时，作品的际遇竟完全相反，博得无比的尊崇。苦闷与无奈应当最符合孙过庭当时的心情。

第三个原因，“四才”之一的“书”，要求应试者楷法遒美。科举制的实行打破了隋唐之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仕途阶级壁垒，为寒门学子敞开了改变命运的大门，在这种空前向往仕途的兴奋与执着情感下，每一个影响封官晋爵的因素，都是他们不能忽视的。如此，在众多的课业压力下学子们能抽出时间练好楷书已属不易，哪里还有精力兼顾其他书体及其艺术性的追求！那么，《书谱》不论是作为书艺指南还是习书范本，都将退衍为小众“玩”物。

第四点，唐人习书尚可见到不少王羲之的书法，不必以《书谱》为范本。初唐中，太宗尚羲之法，在帝王带领下，举世学王字，《书谱》就诞生在该风潮下。太宗以帝王之力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他的墨宝，一时涌现众多，为方便整理统计是时内府所藏羲之法帖，时臣褚遂良特地编成《右军书目》一部。据其记载，宫廷时藏王字楷书50纸，行书253纸。另有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载其时还有羲之草书2000纸。两者综合，太宗朝时，就官方收藏的大王法帖数目尚有2300之余，这还不包括民间私人手中所藏。加上《集王字圣教序碑》《兴福寺半截碑》的完成与传播，所以在安史之乱前，唐人学习王字的条件尚较有余。

而历经安史之乱，公元706年时内府仅存王羲之作品楷书不满10纸，行书数十纸，草书数百纸而已[6]，民间收藏情况亦当如此，这无疑是战乱所致。那么，因战乱的影响，王羲之书法存世书目大量下降后，时人学习王书会不会退而求其次转而取法孙过庭《书谱》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初唐书学的崇王之风至盛唐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就涉及第五点原因了。

《书谱》在唐代落此待遇最终还离不开时风的影响。历史进入了盛唐，该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盛世下的人们由内而外散发着无比的自信。这种炽热的蒸腾的气象表现在书法上就形成了对开阔、厚重、雄浑、激荡书风的追求，涌现出像颜真卿、李邕、张旭、怀素、贺知章等书家与书风样貌。时风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时人对王羲之书法评价的变化，因王字不能够相适于盛唐气象，遂竟有了“浪得名”之讥与“安足夸”之评。[7]更甚者如张怀瓘，其评王羲之草书：

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

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8]

草书者，张芝造也……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9]

可见王羲之书法，尤其是草书在盛唐之下的窘境，更不论《书谱》草字了！这种观点由盛唐一直持续到中唐，如韩愈在《石鼓歌》中依然持此论调，言：“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10]中唐及以下，书学同整个社会形势一样一路式微，再难想见贞观至开元年间的盛况了，《书谱》命运也随着这股颓势沉寂。

尽管《书谱》在上层社会没能够得到待见，但小众的“好事”者却不乏。如孙过庭在《书谱》中道：“尝有好事，就吾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纵未穷于众术，断可极于所诣矣。”想必，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见着真龙，所以转而求诸周遭。至于这些人心里到底对孙氏书法抱有多少认同感，我们不得知晓，但在《书谱》传承的历史脉络里，这些大大小小“好事者”却是传承见证者与推动者。

唐以后，《书谱》的际遇发生了变化，它的书法艺术与理论双重价值逐渐被世人发掘认可；随着时间推移，其“经典”之地位也逾见成熟稳定。[11]

注释：

[1]张存良.书谱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7:28.

[2]这里的《运笔论》即指《书谱》。张怀瓘在《书断》结尾言：“孙过庭云‘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犹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羲、献兼之’。”考虑上传刻的讹误，除了“羲、献兼之”有别于“逸少兼之”以外，其余完全为原话。由此推断，当时人称谓的孙过庭《运笔论》指的就是《书谱》。

[3]张怀瓘.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03.

[4]窦臮.述书赋[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56.

[5]启功.孙过庭《书谱》考[G]//启功.启功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60.

[6]毕罗.从唐代集字碑看王羲之真迹的存亡[J].中国书法，2019（13）:175—181.

[7]李白.草书歌行[G]//瞿蜕园，朱金城，校.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698.李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G]//瞿蜕园，朱金城，校.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167.

[8]张怀瓘.书议[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13.

[9]张怀瓘.书议[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49，147.

[10]韩愈.石鼓歌[G]//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41.

[11]如米芾在《书史》中言“唐草学右军者，无出其右”，对《书谱》给予了极高的肯定。米芾.书史[G]//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969.《宣和书谱》载：“作《运笔论》，字逾数千，妙有作字之旨，学者宗以为法。”能够被内府收藏与肯定，表明至迟在北宋末期，《书谱》已经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宋佚名.宣和书谱[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140.又有南宋姜夔作《续书谱》一卷，对孙过庭的书学理论进行更为精微的阐释，这些都表明了孙过庭《书谱》在唐以下的接受程度。在宋人的基础上，《书谱》在各时代都不乏书学圭臬的称谓。

（孟云飞转自《大学书法》 2021年第3期 pp.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