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围绕美国加州《47 号提案》引发的财产犯罪治理争议，对比中美两国盗窃、诈骗类案件立案标准、司法处置差异，两国财产犯罪管控尺度各有短板，过低或过高的立案门槛均易滋生社会治理难题。

据了解，加州《47 号提案》长期饱受舆论争议，该法案将 950 美元以下非暴力财产犯罪划定为轻罪，由此催生广受诟病的线下商超 “零元购” 现象。不法人员在商场肆意偷窃，即便被现场抓获，因涉案金额未达重罪标准，处罚力度有限。从法律框架来看，950 美元仅为轻罪、超过该金额则升格为重罪，当地还设置 “三振法案”，轻罪累计三次最高可判处 25 年监禁，该刑期甚至超过国内多数无期徒刑实际服刑年限。

对比国内司法标准，我国盗窃案件刑事立案金额门槛普遍达数千元人民币，折算后对应金额高于加州 950 美元轻罪红线。同时两国司法界定存在明显区分：国内设置抢夺罪名，盗窃过程中嫌疑人暴力逃跑即可认定为抢夺，量刑介于盗窃与暴力抢劫之间；而美国该法案管控范围更广，无暴力的财产类违法行为，包括伪造票据、小额诈骗等均纳入同一套量刑体系。

我国整体社会治安优势显著，抢劫等恶性暴力犯罪近乎绝迹，传统线下盗窃案发量大幅下滑。移动支付普及、全域监控布设大幅压缩现金盗窃生存空间，传统偷盗行为实施难度显著提升。但司法实践中另一类财产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各类小额网络诈骗泛滥，针对老年群体的 AI 伪装交友诈骗已形成灰色产业链，不法分子依托虚拟人设、自动化聊天工具持续骗取老年人小额资金。

熟人借贷类恶意侵占问题同样凸显。不少行为人借款之初便无偿还意愿，事后肆意挥霍欠款，符合合同诈骗法定情形。但小额熟人借贷诈骗存在立案难困境：受害人报警常无法获刑事立案，即便自行提起刑事自诉，法院也会考量被告人能否到庭服刑，多数案件难以进入刑事程序；走民事诉讼途径，又常因被告无财产可供执行导致胜诉却无法挽回损失。与之相对，境外同类小额欺诈案件普遍可正常立案追责。

多地形成专门 “撸贷” 村落，群体化恶意套取贷款行为长期游走法律灰色地带，叠加地方保护因素，追责、惩处难度较大。小额财产侵害行为缺乏有效刑事约束，仅依靠道德自律、民事追偿难以形成震慑，长期累积造成社会信任与人情关系受损。

对比两国治理现状，美国财产犯罪入刑门槛设置偏低，催生 “零元购” 等公开违法乱象；我国盗窃、小额诈骗、恶意借贷类案件刑事立案门槛偏高，大量小额恶性侵财行为游离于刑事追责体系之外。微小违法行为若长期缺乏法律惩戒，容易不断发酵、累积演变为突出社会问题，有必要结合社会现实优化财产犯罪立案与追责标准，完善小额侵财行为刑事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