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 许述工作室
序言
近年来，随着宜宾文旅异军突起，合江门旁的冠英古街一跃成为网红打卡胜地。热闹的街巷中，有一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从外观望去，其墙体是整条街道最高的；由门前细观，其门庭是整条街最显气派的；若抬步往里探，进深足有四十余米。这是一座三进制的四合院落，门牌编号为8号院。这房子不普通，而房子的主人，更是不寻常——他，正是声名显赫的刘文彩。
宜宾市冠英街“刘公馆” （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11月19日）
如今，刘文彩公馆已被用作商业用途，经营起服装生意。公馆的门额之上，镌刻着4个鲜为人知的字迹——即便有人瞥见，也难以辨识，只因它们曾遭破坏，如今又被一个“竹”字覆盖其上。这4个字，正是“沛丰世泽”。沛丰乃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刘文彩此言之意，无非是宣称：汉高祖刘邦，乃我刘氏先祖，我能有今日的成就，全靠祖先庇佑。这般攀亲附贵，着实算得上“离谱”。四川的刘姓军阀，似乎皆好此道，譬如刘湘，也硬生生自诩为刘备后裔，临终前还留下遗言，定要葬在成都武侯祠刘备墓之侧。
提到刘文彩，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旧时著名的大地主，也曾前往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文彩庄园一探究竟。话说回来，既然刘文彩的根基在大邑，他又为何会跑到宜宾去置办产业呢？
大邑县安仁镇刘氏庄园
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这样的社会形态有一种特产——“地主”。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涌现的地主不计其数，但对今人而言知名度最高的，恐怕非刘文彩莫属，毕竟他是经过全国性宣传的“反面典型”。刘文彩与一般地主不同，他的“第一桶金”及后续积累的巨额财富，既非源自成都大邑的老家，也非来自传统土地的经营，而是得自约三百公里之外的四川南部重镇——宜宾。在这片热土上，刘文彩“掘金”长达十载！
01 ）从小镇到县城的关键一跃
刘文彩是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刘墩子人。如今，此地有两处相距不远的知名场所：其一，是前宜宾市副市长樊建川以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国民间抗战博物馆；其二，便是刘文彩庄园。
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拥有30多亩田地，同时兼营酿酒生意。他家虽被称作“富户”，但还够不上“地主”的级别。刘公赞去世后，家产需均分给6个儿子，刘文彩作为排行“老五”的儿子，能分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此外，刘文彩所娶的两位妻子均出身农家，这也从侧面印证他家的经济条件并未有多优渥。
照此情形发展，别说成为大地主，刘文彩恐怕连赶上其父的成就都颇为不易。而刘文彩的发迹，并非依赖父辈积累，而是仰仗其军阀弟弟刘文辉。与其他4个兄弟不同的是，刘文彩与刘文辉关系更为亲密，他俩是一母同胞且年龄相仿，而其他则均是异母兄弟。
1921年，刘文辉以川军旅长身份驻防宜宾，折腾一年后却进展寥寥。刘文辉复盘总结，发现了问题症结：要想壮大实力并统一全川，光有枪杆子还不够，另一样东西也必不可少——钱。而要找既会搞钱又信得过的人，非亲哥刘文彩莫属。1922年冬，刘文彩应邀来到宜宾。在老家卖烧酒时，他就展露出经商天赋，本事已然超过其父刘公赞。不过小镇天地有限，到了宜宾这个更大的舞台，时年34岁的刘文彩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
1920年代的宜宾城，城墙尚在
在刘文彩的鼎力相助下，刘文辉的枪杆子得到银子的加持，势力范围得以持续向宜宾以外的地域扩张。1925年，刘文辉率领主力部队移驻成都，在宜宾留下了两位亲信：军事方面，由覃筱楼率领一个旅驻守并掌控宜宾；行政与财政事务，则交由兄长刘文彩全权负责。为何不将所有权力都交由刘文彩一人？并非刘文辉不愿，而是实难如此——刘文彩在聚敛财富方面堪称能手，但对于军事事务却全然不通。
02 ）刘文彩的“生意经”为何取不走
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文彩庄园游人如织，大多数人前去“看稀奇”，但也有人“看门道”，意图探究刘文彩的发财之道。刘文彩确实精于经商，但他的“发财经”纵使知晓也取不走——关键便在于他“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在商场上，官员刘文彩为避嫌，鲜少亲自下场，前台老板们充当着他的“代理人”；而刘文彩则作为幕后老板，凭借权力为其生意开道护航。
刘文彩在宜宾盘踞了10年之久（1922-1932），期间陆续担任了至少7个职务：（1）
（1）叙南船捐局长
（2）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第42区烟酒专卖局局长
（3）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
（4）川南水陆护商总处（2）处长
（5）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
（6）川南捐税总局总办
（7）叙南清乡司令部（3）中将司令
刘文彩的财富来源主要有三大途径：一是直接或间接创办企业；二是收取各类税费；三是通过鸦片烟交易获取收入。
各位觉得哪一项收入最为丰厚？
答案揭晓——第三项鸦片烟收入独占鳌头。
当时，宜宾没有五粮液更没有宁德时代，其经济支柱究竟为何？说出来恐怕会让您大吃一惊——竟是鸦片烟！说白了，就是危害极大的毒品。
鸦片烟这东西，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适应性强，在全国众多地区都能种植；二是利润极其丰厚。正因如此，当年全国各地军阀几乎都普遍依赖鸦片烟来敛财，借此扩充兵员、购置武器，进而扩张军力。
宜宾原本与鸦片烟并无太多瓜葛，但辛亥革命后，滇军将其带入（滇军甚至将鸦片烟当作军饷发放），从此鸦片烟在此地泛滥成灾，宜宾也渐渐沦为“烟城”，成为云南和四川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吸烟的宜宾人数量多到何种程度？几乎全民“普及”，就连军队也难以幸免。因此，川军有了“双枪将”的“美誉”——一手持真枪，一手握烟枪。以1932年刘文辉的部队为例，所部48500人中，“双枪将”竟有30000人，（4）比例高达62%！据统计，仅鸦片捐税一项，刘文彩每年搜刮的钱财就多达800万银元，约占其每年所收捐税总额的70%！（5）20世纪30年代的宜宾城1
20世纪30年代的宜宾城1
刘文彩身兼“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要职，表面打着“禁毒”的旗号，实则借“禁毒”之名行“垄断”之实——严禁他人贩卖私烟（向刘文彩“进贡”者除外），唯独自己可以贩卖公烟！
目睹鸦片烟带来的暴利，刘文彩干脆将其打造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譬如，他强令农民们种植鸦片，并借机征收“窝捐”。若农民只想种粮不愿种鸦片，行吗？行！不过得交“懒捐”，（6）且税率比“窝捐”更高。怎么选，您自个儿掂量。
刘文彩不仅对鸦片烟收税，更是利用职务之便干起了售卖毒品的勾当：通过“新华轮船公司”的轮船将烟土运往长江沿岸销售，甚至把“生意”做到了2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原来，鸦片烟在宜宾仅值银1元上下，而制成吗啡在上海竟能卖到40元左右，（7）暴利之惊人令人瞠目。
刘文彩用吗啡生意换来的轿车，也正是宜宾的第一辆轿车。他为人蛮横，驾车时车速极快，加之当地民众缺乏交通安全意识，无辜百姓死伤其车轮下者不在少数。1932年9月，其座驾在合江门街丁字口便碾伤了10岁孩童邓光耀，致其一腿残疾，便是血证。
20世纪30年代的宜宾城2
鸦片烟“产业链”带来的收入虽已颇为可观，但刘文彩却并不满足于此。他的财富大半都倚仗于收税，因为这几乎能搜刮到每家公司、每家店铺、每个家庭、每个人，来源极为广泛，基数也相当庞大。
在当年，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还很不发达，水路便成了交通要道。而川南江河纵横交错，尤其是拥有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设卡收税自然成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刘文彩打着“护商”的旗号，实则干着“收税”的勾当，在宜宾至乐山这100多公里的长江水道上，设置了30多处关卡专门收税。商贩们平均行船3公里多，就得乖乖留下“买路钱”。
这究竟是什么概念？若你手里有价值500元的山货，从乐山运往宜宾去卖，光税款就得交上400多元！若水路走不通，选择走陆路呢？那情况更惨。比如你有价值300多元的货物，要走内江到成都的陆路，一路上会遇到50多处关卡，交的税竟高达300元左右。（8）
20世纪20年代一艘美国船只停在宜宾的长江江面上
民国时期宜宾城潼关码头的热闹景象
在航空与陆地交通尚未发达的年代，江河被誉为“黄金水道”。“船王”卢作孚的航运事业从长江下游的上海起步，逐步拓展至重庆，但当其试图进一步向上游的泸州、宜宾扩张时，却遭遇了阻碍——那里是刘文彩的势力范围，容不得他人染指分毫。
为了打通这一关节，卢作孚曾亲自前往宜宾求见刘文彩，并备上厚礼。然而，刘文彩虽收下礼物，却并未应允所求，反而淡然道：“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9）言下之意，你我各自划定势力范围，井水不犯河水，岂不更好？
作为盘踞一方的“川南王”，刘文彩的排外本性根深蒂固，他绝不容许任何外来力量染指自己的地盘。卢作孚知难而退，刘文彩也就作罢；但若有人企图在宜宾扎根并对其构成威胁，他便会不惜痛下杀手，连共产党与国民党人士一并清除。1927年，刘文彩疯狂虐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达400余人，其中年仅14岁的中学生周小弟竟遭酷刑折磨致死，令人发指！（10）不久，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中共叙府县委后补书记李家勋也接连被刘文彩残忍杀害。此后，受害者名单仍在增加，包括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等人。当刘文彩听闻国民党宜宾县党部的古怀斋与曾履安对其心生不满，竟先发制人，派人在岷江月亮沱将两人枪杀，手段之狠辣，可见一斑。（11）
刘文彩盘踞宜宾的十年间，竟巧立名目设置多达44种税种。农民下地耕作要交“锄头税”，妓女从业需缴“妓女花捐”，甚至如厕也得交纳“厕所捐”，苛捐杂税之繁重，令人咋舌。1927年至1932年间，他竟向农民提前征收田赋，据《宜宾市志》记载，田赋被预征到了1952年（12）（一说征收到1949年，此从《宜宾市志》），待其离开宜宾时，未来约30年的田赋已被他提前“收割”殆尽。这般行径，实为四川军阀们的惯常操作。无论谁上台执政，百姓都难逃被盘剥的命运。比如军阀刘存厚，其敛财手段更为荒诞，在1935年竟将田赋预征到了2050年，等于把115年后的田赋提前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此外，刘文彩还倚仗权势，直接或间接开办企业以攫取巨额利润。在权力的荫庇下，他对鸦片烟、食盐、药材、棉纱、航运等关键行业实现了近乎绝对的垄断，在定价、销售等环节拥有近乎生杀予夺的话语权，自然赚得钵满盆溢，财富如滚雪球般膨胀。
有两句箴言世人皆知：一句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另一句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便在当下，要彻底杜绝权力滋生的腐败仍举步维艰，更何况是百年前那个乱世，更何况是西南边陲这般闭塞落后的地域。刘文彩在川南长期垄断绝对权力，既无制衡，更无监督，自然可以为所欲为。在此情境下，他在宜宾的种种暴行和恣意妄为也就不足为奇了。换个视角观之，若刘文彩仅是一介普通商人，其经营能力恐怕未必胜过宜宾本地商人。譬如，他虽集官商身份于一身，却在与本地商人刘玉山合作吗啡生意时反遭对方设套，被耍得团团转，最终只能收回本钱，分文未赚。这恰恰印证了：权力失控时，暴行与荒诞并存；而一旦剥离权力光环，其“经营智慧”也不过尔尔。
03 ）16人侍奉1人
聚敛如此巨量财富，自然要极尽享乐。刘文彩一家在宜宾时仅有6口人，而为其服务的男女仆人竟多达100余人。（13）平均算来，每人至少有16个仆从伺候！这般主仆比例，即便放在今日，也足以让许多富豪之家望尘莫及。相较之下，当他回到老家大邑县安仁镇后，仆人数量缩减至60-70人，（14）宜宾时期足足多出至少30名仆役。由此推断，其财富在宜宾的鼎盛时期，显然远超返回老家后的规模。
刘文彩一家
此外，刘文彩沉溺鸦片之瘾，私藏烟枪竟超百支，若三个月里每日更换一支，皆不重样。其大小妻妾也随之骄奢无度——如三姨太凌君如，衣物塞满了五十个大箱，化妆品装满了两个皮箱，连绣花鞋竟也有四百余双！（15）笔者虽知女人衣服多鞋子多，然而见此数据，仍觉认知被彻底刷新，难以想象。
刘文彩在宜宾纳的第三房妾室凌君如（右）
刘文彩在宜宾合江门冠英街置有公馆，坐拥绝佳视野，堪称一线江景豪宅。而这仅是他在宜宾的三处公馆之一（另两处今已湮灭无存），譬如，其位于中山街的公馆，落成后见对面四层楼宇高过自家，竟诬称对方借机窥视，强逼拆去一层。（16）刘文彩真正的宅邸本在两房街，正妻杨仲华长居于此。后因与风尘女子凌君如私通，他特意在冠英街购下新宅，专为金屋藏娇、私会偷欢。两处居所相距甚近，他因贪图便利已全然不顾正妻察觉，最终果然激怒杨仲华，带着两个女儿愤然离开宜宾，远赴成都。
刘文彩穷奢极欲，骄横跋扈却又怕人说闲话。当时《宜宾艺术晚报》的编辑叶子庄写诗讽刺他：“富家一席酒，穷人半载粮”，刘文彩闻讯后暴怒，竟欲捕杀叶编辑以泄愤，吓得其连夜仓皇逃往重庆避难。
04 ）最后捞一把
刘文彩之所以能在宜宾盘踞十年、横行无忌，全凭其弟刘文辉这座“靠山”撑腰。二人实为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刘文辉若失势，刘文彩的“川南王”霸业也必将土崩瓦解。
“三刘”
刘文辉最终败于侄子刘湘之手。虽刘湘以“幺叔”相称，实则年长于刘文辉。刘文辉自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正式投身军旅之初，刘湘便明里暗里施以援手。早年，这对叔侄曾多次联手，共抗川内其他军阀势力（如杨森、罗泽州、李家钰等），至1928年时，四川大局已近乎由“二刘”共掌。然共患易，同享难，叔侄二人终生嫌隙，矛盾渐深，最终势同水火，到了非此即彼、有你无我的地步。
“二刘相争”之际，刘文彩自然坚定站在弟弟刘文辉阵营。为此，他于1931年夏秘密派遣刺客潜入重庆，图谋刺杀刘湘。然而行动失败，刺客反被刘湘生擒。据凤凰卫视披露，这场刺杀过程竟颇具戏剧性：几名蒙面刺客隐匿于刘湘公馆的树丛中，意图伺机行刺；可刘府似有所察，戒备森严，刺客既无下手之机，又难脱身遁逃。数日煎熬，饥肠辘辘，最终几人索性现身“自首”，闹剧收场。（17）
凤凰大视野“大地主刘文彩”截图
此次刺杀未遂事件，究竟是刘文彩独断专行，还是刘文辉怂恿默许，已难辨分明。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刘湘本就欲除刘文辉而后快，此事件恰为其提供了绝佳借口。1931年11月24日，刘湘悍然派出飞机轰炸宜宾，更扬言要调集“海军”逆流而上，直取宜宾腹地。
刘文彩在商场上堪称行家，敛财手段花样百出，但在军事领域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菜鸟”。他在宜宾横行霸道惯了，竟天真地以为只需挡住刘湘的“海军”部队，便能轻松应对其陆军进攻。于是，他急令将40-50艘船只装满石块，在宜宾下游约15公里的李庄镇凿沉，妄图堵塞航道、阻断敌军水路。不料，刘湘的部队并未如他所料走水路，而是从陆路长驱直入，攻势如破竹般迅猛，直逼宜宾城下。
20世纪30年代的宜宾城3
眼看宜宾城防危如累卵，老巢即将易主，刘文彩仓皇如惊弓之鸟，急欲遁逃。然其贪念未泯，岂肯空手而去？他一面紧锣密鼓地收拾细软，将多年搜刮的金银财宝、鸦片烟土尽数装箱；一面又借“善后”之名，强征商铺“最后捐税”，妄图在撤离前再狠捞一笔。待其前脚刚逃离宜宾，次日街头便惊现匿名传单，控诉其暴行：
“刘五老师才学广，奉命叙府来驻防。川南清乡司令长，犹如操莽坐朝堂……烟捐粮税连倒上，一年要征九年粮。这些那些不上算，最凶要数打门捐”。（18）
“打门捐”究竟是何名堂？
顾名思义，便是军阀部队以武力胁迫百姓“捐钱”——派兵挨家挨户砸门索财，实为赤裸裸的公开抢劫。按当时军阀“规矩”，部队调防时需向原防区征收“开拔费”，本应通过商会筹措以避免激化民怨。然而此次刘湘大军压境，宜宾局势骤变，心急如焚的刘文彩等不及商会运作，竟悍然下令部队直接上门强征，限期两日内全城凑足20万银元，并放言“如敢顽抗不缴者，立予枪决”。其部属闯入民宅，翻箱倒柜，但凡值钱之物皆被搜刮一空，钱款不足便以财物抵充。此等行径，与明火执仗的土匪何异？
刘文彩狼狈撤离宜宾，将在此地盘踞十年搜刮的全部“家当”尽数装船运回老家——这些家当包括20艘满载的船只、4500余口沉甸甸的木箱，以及800多万银元（一说为法币）等巨额财富。与此同时，其弟刘文辉麾下的12万大军在“二刘大战”中遭重创，残部仅剩零头，被迫退守雅安以西，再无力为兄长刘文彩提供武力庇护。不过，刘湘与刘文辉毕竟都是“刘家人”，并未赶尽杀绝，双方于1933年9月公开宣布“和解”。此后，刘文彩在刘湘势力范围内安身，既无威胁刘湘之能，也无性命之忧，这场“刘家内斗”最终荒诞收场。
俯瞰大邑刘氏庄园（局部）
刘文彩携在宜宾搜刮的巨额财富返回大邑老家后，大肆购置田产与房产。据1980年代编纂的《大邑县志》记载，其名下耕地达8091.43亩。然而，这组数据仅是冰山一角——更被世人忽视的是，他还拥有当铺5家、碾子10座、银行字号22处、公馆29个、街房684间，构筑起庞大的资产网络！（19）尽管刘文彩因暴行恶名远扬，但财富规模实则没有外人所传那么惊人：据1949年《大公报》披露，其在四川富户排行榜中仅列第33位。（20）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刘氏家族内部，他竟沦为“末位富豪”——其弟刘文辉高居总榜第2名，而三位侄子则占据第25至27位。
刘文彩于1949年5月病逝，终年62岁，据传死于肺病。这一时间节点堪称“精准”——若他再多活数月，恐将面临的不止是掘墓毁尸与“缺席审判”了。
1949年12月，解放军横扫大西南之际，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审时度势，率部起义投诚，后被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继而调任林业部部长并迁居北京。此后直至1976年离世，他再未踏上故乡四川的土地。若其兄刘文彩尚存于世，刘文辉会出手相救吗？
应该不会。
晚年刘文辉
刘文辉的军事才能素来强于刘湘，昔日气盛气傲。“二刘之战”是个转折点，刘文辉战败后痛定思痛，性情骤变，政治上迅速成熟，人脉经营亦愈发老练。1949年岁末，他洞悉大势所趋，毅然做出正确抉择，此后无论任职四川抑或北京，皆未重返故里大邑县安仁镇。刘文辉深谙明哲保身之道，断不会为兄刘文彩而自惹麻烦，置自身政治前途于险境。
1959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正式开放，某大报专程采访时任林业部部长的刘文辉，请他谈谈感想。面对记者，刘文辉此刻的心情想必五味杂陈，他坦言道：“刘文彩的所作所为，应该由我来负责。”（21）此言不虚——若无刘文辉的纵容与撑腰，刘文彩的罪恶行径便难以肆虐。
据说，刘文辉对哥哥刘文彩是心怀愧疚的。当年，正是刘文彩“苦心经营”，为刘文辉的“枪杆子”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后盾，助其势力膨胀，最终占据半个四川。然而，时局骤变，刘文辉审时度势，及时“转身”投向新政权，并在新政府中谋得部长要职。可所有罪责，最终却由“死人”刘文彩独自承担，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文献
1 此综合《宜宾县志》、《宜宾市志》、笑蜀：《大地主刘文彩》等资料所得。
2 川南水陆护商总处于1926年由叙府百货统捐局扩充而来，手枪连扩充为护商大队，辖4个中队，每个中队辖3个连；1930年，护商大队改建为第24军第18团，驻防宜宾城和周边6县。
3 该司令部辖2个团（第18、41团）、特科营、游击大队，驻防宜宾城和周围12个县。同年冬，由于其第刘文辉败于刘湘，该司令部撤销。
4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77页。
5 《宜宾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118页。
6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21页。
7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91页。
8 以上两组数据见笑蜀：《大地主刘文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7页。
9 笑蜀：《大地主刘文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10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21页。
11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21页。
12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21页。
13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21页。
14 《大邑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4页。
15 以上数据出自《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21页及笑蜀：《大地主刘文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
16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21页。
17 凤凰大视野节目“大地主刘文彩”，17分55秒到18分11秒。
18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75页。
19 《大邑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3页。
20 据1949年3月18日的《大公报》。
21 凤凰大视野，第15分14-1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