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岁末，一场横跨内地与香港的百亿资产纠纷再度成为焦点。
据彭博社报道，娃哈哈集团继承人宗馥莉正式向香港上诉法庭提起上诉，请求撤销香港高等法院今年8月针对18亿美元离岸信托资产作出的保全令与披露令。
12月23日迎关键聆讯这场围绕已故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跨境遗产的争议，已从单纯的财产分割，演变为涉及法律管辖权、家族权力合法性与企业治理稳定性的多重博弈。
香港高等法院披露信息显示，涉案资产存放于汇丰银行离岸账户，源于宗庆后生前拟设立的信托计划，但该信托未完成正式设立手续，仅留有手写信及口头指令，资金来源、权属界定、实际控制人等核心问题均存在争议。
三位非婚生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以信托受益人身份提起诉讼，指控宗馥莉擅自转移部分资产。
而宗馥莉一方则提出五项上诉理由，核心包括原告缺乏强有力的所有权主张、资产无流失风险、原审法官未明确原告权益性质等。
目前，双方诉讼费评定聆讯已定于12月23日上午举行，这场法律大战即将迎来阶段性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事件发生背景正值娃哈哈集团治理结构剧烈变动期。
2025年11月，宗馥莉卸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由31岁法务背景高管许思敏接任，集团形成国资股东、家族股东与职业管理团队三方博弈格局。
尽管宗馥莉仍持有29.4%的集团股权，为第二大股东，但此次离岸资产纠纷的走向，将直接影响其在家族及企业中的话语权，也成为检验中国家族企业跨境传承韧性的典型案例。
争得不只是18亿宗馥莉不惜耗费巨资与精力坚持上诉，核心并非18亿美元资产本身，而是捍卫继承人身份的完整性与权威性。
在其法律逻辑中，涉案资产并非已生效的“遗产”，而是宗庆后生前未完成设立的信托，手写信无法构成信托生效的充分法律依据，资金归属、利息与本金划分、账户实际控制权等关键要素均未明确。
若默认香港法院的保全令效力，等同于间接承认信托成立，不仅会削弱其在杭州法院主审遗产案中的主张，更会动摇其作为宗氏家族核心继承人的合法性基础。
跨境法律管辖权的争夺是这场纠纷的关键内核。
根据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涉外继承纠纷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法定继承则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
宗庆后生前经常居所地为内地，杭州中院理应成为遗产纠纷的主审法院。
香港法院明确表示，资产保全仅为保障未来判决执行，不涉及实体权利判定，但这一程序性动作已被外界解读为“涉案资产归属三位非婚生子女”的信号。
宗馥莉团队的上诉核心诉求，正是阻止程序性裁决被误读为实体权利认可，将争议核心拉回“内地主场”，维护杭州法院的主审地位。
在中国宗族社会传统中，继承人的正当性是家族企业存续的核心基石。
宗馥莉的坚持，本质上是在重建家族秩序，通过法律程序厘清资产权属，既为自己争取合法继承地位，也为未来几十年的家族治理与企业管理奠定规则基础。
对她而言，放弃18亿美元并非财务压力，而是意味着权力合法性的丧失，这是在家族企业转型关键期绝对不可接受的结果。
风险阻击战对娃哈哈集团而言，这场家族纠纷的影响远超内部事务，直接关系企业经营与品牌信誉。
若香港法院的保全令持续有效，将产生三大连锁反应，也就是，“宗家内部分裂”成为公开法律事实，撼动宗馥莉在集团的权威基础，进而影响管理层对其战略的执行力度。
还有就是，可能引发合作伙伴与金融机构对集团治理稳定性的担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国际业务拓展受阻，而快消行业对渠道信心与品牌形象高度敏感，任何治理动荡都可能传导至终端市场，甚至为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提供可乘之机，进一步加剧管理动荡。
2024年以来，宗馥莉推行的渠道变革、管理层换血已引发内部震荡，大股东曾否决其推动的“娃哈哈”商标向宏胜系转移的提议，显示其在集团内部的权力基础尚未完全稳固。
此时在离岸资产纠纷中示弱，将直接导致其在企业治理中的议价能力下降，甚至可能影响其对核心业务的掌控权。
更严重的是，若三名非婚生子女通过信托受益权获得合法话语权，未来可能进一步介入集团决策，引发长期的治理内耗，这对正处于战略转型期的娃哈哈而言，无疑是核心风险。
跨境传承成痛点宗庆后离岸信托纠纷并非个例，而是华人企业家跨境财富传承困境的集中爆发。
随着中国富豪群体全球化资产配置比例提升，跨境遗产纠纷数量近年来呈年均20%以上的增速，核心争议点集中在信托设立有效性、法律管辖权冲突、非婚生子女继承权认定等领域。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高净值家庭中约60%拥有跨境资产，但仅不足15%建立了完善的跨境传承规划，多数仍依赖口头约定、手写遗嘱等非正规形式，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
从行业发展趋势看，家族企业传承正从“单一继承人模式”向“多元利益主体平衡”转型。
随着非婚生子女继承权保护意识提升、家族成员结构复杂化，传统“嫡长子继承制”已难以适应现代企业治理需求。
数据显示，近五年国内家族企业传承纠纷中，涉及非婚生子女、旁系亲属的案例占比从18%升至35%，跨境资产的隐蔽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类纠纷的处理难度。
宗馥莉案的特殊性在于，其不仅要面对家族内部的继承权挑战，还要应对企业股权结构中国资介入后的治理平衡问题，这也是新一代家族企业继承人普遍面临的新课题。
政策层面，跨境财富治理的规范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完善，明确了跨境继承的法律适用规则，而香港地区也在优化信托纠纷解决机制，推动两地司法协作。
不过，对高净值家庭而言，提前建立合规的跨境传承架构已成为必修课，单纯依赖离岸账户或未生效信托的“裸奔式传承”将面临巨大法律风险。
传承乱象暗藏危机宗庆后遗产纠纷背后，既暗藏着财富管理行业的新机遇，也凸显了家族企业传承的多重风险。
从机会层面看，三大领域将迎来发展红利。
其一，跨境家族信托服务市场，随着高净值家庭风险意识觉醒，专业的跨境信托设立、法律合规审核、资产隔离规划需求将持续增长，预计203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
其二，家族办公室（FO）行业，能够提供“法律+财务+企业治理”一体化服务的FO机构将脱颖而出，帮助家族建立系统化传承方案。
其三，跨境司法协作服务，针对跨境遗产纠纷的法律查明、管辖权争议解决、判决执行等专业服务需求将显著上升。
风险层面则更值得警惕。法律风险上，跨境资产的法律适用复杂性远超想象，涉港案件需分割适用法律，不同争议事项可能适用不同法域规则，若未提前规划，极易陷入管辖权冲突陷阱。
企业治理风险方面，传承期的财产纠纷可能引发管理层动荡、股东信任危机，娃哈哈集团在宗馥莉卸任后已出现核心法务、高管频繁变动，进一步加剧了经营不确定性。
市场风险方面，家族内部分裂的负面舆情可能影响品牌形象与渠道信心，尤其对依赖经销商体系的快消企业而言，渠道稳定性将面临考验。
资金与股权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宗馥莉为应对诉讼需持续投入巨额法律费用，而18亿美元资产被冻结也可能影响其关联企业宏胜集团的资金流动性。
更关键的是，若香港上诉失败，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内地遗产分割诉讼中出现对其不利的认定，进而影响其持有的娃哈哈29.4%股权的稳定性。
规则建立与秩序维护这场18亿美元的信托争夺战，本质上是中国家族企业从“传统人情治理”向“现代法治治理”转型的必经阵痛。
宗庆后作为一代“强人企业家”，凭借个人魄力打造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在最关键的传承环节，却因“重意愿、轻程序”的传统思维，留下了模糊的手写信与未完善的信托文件，最终引发家族内斗。
这一案例为所有中国企业家敲响警钟，也就是财富传承的核心不是资产分割，而是规则建立与秩序维护。
宗馥莉的坚持，既是为个人继承权而战，也是为家族企业规范化传承探路。
她的抗争背后，是新一代继承人对“合法合规”的重视，尤其是通过法律程序厘清权利边界，用现代治理工具重构家族秩序，这与传统家族传承中“重血缘、轻规则”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场官司都将成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推动更多企业家意识到提前进行系统化传承规划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集中进入传承周期，类似的跨境遗产纠纷可能还会涌现。
因此，唯有建立合规的法律架构、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实现治理规范化，才能让家族财富真正实现代际传承，让企业在创始人离场后依然保持发展韧性。
对宗馥莉而言，12月23日的聆讯或许不会给出最终答案，但她的坚持已让更多人明白，在财富传承的命题上，清晰的规则可能比巨额的资产更重要，正当的程序比简单的分配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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