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6日凌晨三点，北京西郊空军作战值班室的红色直线突然闪起急促灯光。话筒里，一名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武官压低嗓音：“一架我军歼-6落在苏方机场，飞行员要求去美国。”简短一句，足以令值班军官倒吸一口凉气。

电话挂断不到十分钟，空军指挥部紧急通气，黑龙江前线航空兵某师的值班表被拉开排查。很快，一个名字冲进视线——王宝玉，34岁，中共党员，中尉军衔，一大队骨干飞行员。资料显示，此人24日就搭乘师部吉普返回机场，25日夜出场执勤，后与地面失联。

倒推王宝玉的经历并不复杂。1976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考进空军第三飞行学院，家乡山东高密外界简朴。他天资不错，第一次单飞就被教官夸“操纵柔和、判断大胆”。可惜脾气也直，稍不顺心就阴着脸，圈内送了个绰号“倔狮子”。

1983年分配到东北，部队忙于戒备苏联远东军区。那两年，中苏边境摩擦虽减，可对峙的空气依然紧绷。年轻飞行员爱冒尖，王宝玉亦然。评中队长时，他两度落选，心里窝火。一次酒后和同宿舍李姓战友顶嘴，他扔下筷子，嘟囔一句“老子哪天换个天再飞给你们看”。当时谁都没当回事。

性格上的矛盾慢慢发酵到家庭。妻子陪军多年，盼的不外乎职务、住房。王宝玉升迁卡壳，家里磕碰不断。女儿生病时，上级才给他批了一周假去青岛休整。恰恰是那趟海边之旅，让他第一次反复收听“对华广播电台”，所谓“自由”“机遇”被描绘得五光十色。他对同事大喊：“美国飞行员一年飞行补贴够买两辆轿车！”说完，自己却一愣，显然没想到出口竟如此冲动。

组织并非没有察觉。1988年，王宝玉被列入思想帮教档，指导员几次夜谈，规劝他“别拿短处跟别人的长处比”。可只要戴上耳机，他就钻进舱门般的封闭世界。他抄录的英文台词塞满几个笔记本，甚至按照美军简易繁体译码写下“路线A、B、C”，俨然预案。

1990年8月，中国空军展开例行夜航训练。歼-6虽属老型号，但低空性能扎实。王宝玉把自己编在三号机位。20时42分，塔台放行起飞。离地五分钟，他压杆左转，表面看是一套正常机动，但随即拉高至6000米，切断通信。短短七分钟就冲出国境，从黑龙江绥芬河方向扑向苏联远东。

苏联方面起初以为是中国空军误入，警戒雷达跟踪，却未击落。22时11分，王宝玉在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约40公里的某简易机场迫降。落地后，他跳出座舱，对迎面的俄语军官高喊：“I want political asylum， and please send me to United States！”在场翻译愣住了，还是旁边队长回了一句：“Подумаем”——“再说”。

彼时苏联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改革遭遇保守派掣肘，财政拮据，急需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一个中尉飞行员，价值显然不如一纸外交善意。远东军区当晚将电报拍到莫斯科安全委员会：建议“迅速处理，避免事态扩大”。

27日中午，中苏临时会谈在海参崴郊外一间招待所举行。中国代表团给出明确态度：人机俱返。苏方低头核算，两国关系回暖的筹码远比一架老式歼-6贵重。半小时后，苏方答应移交飞行员和飞机，但提出先由他们完成“必要调查”。中方默许，只要求尽快完成。

王宝玉此时被安置在军港郊区一栋小楼里，守卫森严。第三天深夜，苏军少校敲门对他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同意了，你去吧。”他眼睛一亮。登机时，被要求戴上“安全面罩”，“防止气压不适”。飞机舱门关闭十分钟后，苏方军官快步离开，机组换成中方人员。四小时飞行，航向一直向西南。

9月1日上午，哈尔滨太平机场。舱门打开，王宝玉看到的是熟悉的八一军徽。他试图挣扎，已无力。押送命令宣读完，他失声喊：“你们骗我！”随行的安全军官淡淡应一句：“我们带你回家接受处理。”

军事法庭很快按《刑法》有关规定，以叛逃罪、资敌罪并罚。案卷长达三十余页，列出他私抄手册、携带航线图、擅自飞越国境等事实。1991年初春，执行枪决，年仅35岁。

至此，人回国，机也回国。苏方技术人员检查歼-6后确认无重大机密价值，仅作礼节性扣留三周便放行。我国派出试飞员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起飞，经黑河口岸返航。全程受苏军护航，外界谣言纷纷，内情就此画上句点。

这场脱逃闹剧在中苏档案里用“局部摩擦事件”收束，但震动不小。其一，空军随后增加心理甄别流程，新飞行员每年体检之外还多了政治可靠性测评；其二，中苏正谋求关系正常化，双方都意识到，单个倒戈者并不能换来地缘优势，却会引爆舆论风险。王宝玉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标本。

倔强、敏感、渴望“天外桃源”，这些情绪在王宝玉身上纠缠不清。他误判了国际政治的体温，也低估了大国博弈的冷酷。一个飞行员可以决定飞机的去向，却左右不了国家间的战略方向；一架歼-6或许能装下他当时全部的幻想，却装不下正在重构的世界格局。